欧洲游记(一)
本译文由人工智能辅助工具生成,可能存在不准确之处。如需查阅权威文本,请参考英文原文。
AI-translated. May contain errors. For accurate text, refer to the original English.
中文
欧游记
一
唵,顶礼那罗延那("顶礼主宰";通常用于称呼游方僧的问候语。这些关于辨喜第二次西游的回忆录,是写给斯瓦米·特里古纳提塔南达的,他是《觉醒》杂志的主编,故使用此称谓)。 斯瓦米啊——请用利希克什的腔调,把第二个词的末音节读得高亢些,我的兄弟。我们已在船上度过了七日,每日都想提笔向你描述我们的生活状况,你也为我备下了充裕的书写材料,然而孟加拉人与生俱来的懒散横加阻挠,令一切都落了空。首先是懒惰;每日我都想写一篇——叫什么来着——日记,但每每因琐事纷扰,便推到遥遥无期的"明日",丝毫不曾进展。其次,日期之类的事我全然记不住,还请你们帮我一一补全。此外,若你们心怀宽厚,或许会认为就像虔诚的信徒哈努曼那样,由于主宰常驻心中,对我而言,记住日期等细枝末节自然是无暇顾及的——但实情是,这不过源于我的愚蠢与懒惰。真是荒唐!"太阳王朝"(辨喜此处引用迦梨陀娑名作《罗怙世系》中的著名诗句:"啊,威赫的太阳王朝与我这愚昧之心,何其天壤之别!")——请原谅我——哈努曼将满腔身心奉献给太阳王朝之冠、圣罗摩,与我这卑贱之人,又哪有什么可比之处!而他曾一跃跨越百由旬的大洋,我们却被局囿于一座木屋之中渡海,船身被抛来荡去,只能抓着桅杆和柱子勉强站稳脚跟。不过,我方倒有一处可引以自豪:他在抵达楞伽岛后方见到了罗刹和罗刹女,而我们却是与他们同舟共济。用餐时分,那成百把刀的闪光与成百把叉的叮当声,将T兄弟(图里亚南达)吓得魂飞魄散。他时不时猛地一颤,生怕邻座那位赤褐色头发、灰色猫眼的女子,会不经意间将刀子刺入他的肉中,而他身形颇为圆润丰腴,更添了几分顾虑。我说,哈努曼渡海之时,可曾晕船?古代典籍对此可有只言片语?你们都是博学之人,精通《罗摩衍那》及诸多经典,这个问题就交由你们来定夺吧。然而我们今日的权威们,对此却缄默无言。也许他不曾晕船;但他曾被某人吞入口中这一事实,不免令人起疑。T兄弟也认为,当船头猛地向上高扬,仿佛要去向天神之王请示,随即又猛地扎入海底,仿佛要刺穿居于冥界的巴利王时——他便感觉自己正被某人那骇人而大张的血盆大口吞噬。
请你原谅,你真是将活计托付给了一个好人!我欠你一篇充满诗意与趣味、以精雕细琢的修辞写就的七日海上航行记,然而我却在随口胡言。事实是,我毕生致力于舍弃幻象(Maya)的外壳,而食取梵(Brahman)的精髓,怎能指望我一朝突然生出欣赏自然之美的能力?我一生都在印度各地辗转奔走,"从瓦拉纳西到克什米尔,再到呼罗珊与古吉拉特(图尔西达斯)"。多少山岳河流,多少山峰清泉,多少峡谷幽壑,多少终年积雪的云遮峰顶,多少汹涌澎湃、轰鸣如雷、浪花飞溅的大洋,我不曾见过、听闻过、穿越过!然而,在阴暗的底层房间里,坐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日间尚需点灯,四壁被嚼烂的槟榔叶汁染得斑斑驳驳,老鼠、鼹鼠和蜥蜴的吱呀声和爬挠声令人烦扰不堪,紧邻着主街,马车与电车的辘辘声不绝于耳,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正是在如此富有诗意的环境中,诗人夏玛查兰,嘬着那只万年不离手的水烟壶,将喜马拉雅山、大洋、草原、沙漠等景色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为孟加拉人增添了无上荣光——我们想要效仿,实在枉然!夏玛查兰幼年时曾去内陆地区换换空气,那里的水对消化功能极有裨益,据说即便用餐后喝满满一杯,也会将食物消化殆尽,令你再度饥肠辘辘。正是在那里,夏玛查兰的天赋直觉捕捉到了自然界崇高壮美的一瞥。然而其中有一点令人哑然失笑——据说夏玛查兰的足迹所及,不过是孟加拉的巴尔达万,再未逾越半步!
但在你的殷切恳请之下,又为证明我也并非全无诗人气质,我便以神之名振作起来,着手此事,你们也都凝神细听。
通常,船只不在夜间离港——特别是加尔各答这样的商港,以及胡格利河或恒河这样的水道。船只在抵达大海之前,由引航员负责,他发号施令,代行船长之职。他的职责是将船引导出海,或将入港的船从海口引入港内,便算圆满完成任务。胡格利河入海口处有两大险区——一是巴奇巴奇附近的詹姆斯与玛丽沙洲,二是戴蒙德港入口处的沙洲。引航员只有在高潮时且白昼之中,方能小心翼翼地驾船通过,其余条件下均不可为;因此,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才驶出胡格利河。
你还记得利希克什的恒河吗?那清冽的蓝色河水——在水面以下五码深处,仍可数清鱼儿的鱼鳍——那奇妙甘美、冰凉如玉的"恒河圣水(出自蚁垤尊者的赞美诗)",以及奔流的水声发出的"哈拉,哈拉"的妙音,还有从附近山间瀑布回响而来的"哈拉,哈拉"的回声?你还记得那林间的生活,沿门托钵而化的乞食(马杜卡利,意为从各家各户零散托钵所得),坐在恒河河床的小石洲上用餐,以双掌痛饮那河水,以及鱼儿毫无畏惧地在四周游弋,争抢面包屑的情景吗?你还记得那份对恒河圣水的深情,恒河的荣光,那令心灵顿生离欲(Vairagya)之感的河水,那奔流于喜马拉雅山间、流经斯利那加、特赫里、乌塔卡西和根戈特里的恒河——你们中有人甚至见过恒河的源头!然而,我们加尔各答的恒河,浑浊而泛白——仿若与湿婆(Shiva)的身躯相触所致——河面上承载着大批船只,这样的恒河也有着某种令人难以忘怀的魅力。这究竟只是爱国情怀,还是童年印记的留存?——无人能知。恒河母亲与印度教徒之间,是何等奇妙的情缘!这仅仅是迷信吗?也许是。他们一生口念恒河之名,浸于恒河水中离世,远方的人们特意携带恒河水,珍藏于铜器之中,在节庆圣日取几滴饮用。王公贵族将其盛于罐中,不惜重金从根戈特里取水,远赴拉梅斯沃勒姆,浇于湿婆头顶!印度教徒走遍异乡——仰光、爪哇、香港、马达加斯加、苏伊士、亚丁、马耳他——他们随身携带的,是恒河圣水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
薄伽梵歌与恒河圣水,构成了印度教徒的印度教信仰。上次西游时,我也携带了少许,以备不时之需,每逢机会便饮上数滴。而每一次啜饮,置身于芸芸人海之中,在那西方文明的喧嚣、千万男女如痴如狂的匆匆脚步声中,心绪便倏然平静,宛若一湖止水。那人流的涌动,西方的勃勃生气,步步皆是的竞争与角力,那奢靡享乐之所与极尽繁华的胜地——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罗马——一切皆消弭无踪,我倾听着那"哈拉,哈拉"的妙音,看见那喜马拉雅山麓的幽僻密林,感受着那天籁般的河流在心头、脑海和全身每一条动脉中潺潺流淌,轰然涌出"哈拉!哈拉!哈拉!"的声响。
这次我见你们也将恒河母亲送往马德拉斯。但是,亲爱的兄弟,你把母亲盛在了多么奇特的容器里!T兄弟自幼持梵行(Brahmacharya),看上去"仿若因灵修之力而熊熊燃烧的烈火(迦梨陀娑《鸠摩罗出世》)"。他昔日以婆罗门(Brahmana)之身,受人膜拜,被尊称为"顶礼梵",而今他已是游方僧(Sannyasin),所受礼拜改作了——啊,何等崇高!——"顶礼那罗延那"。也许正因如此,由他守护的恒河母亲离开了梵天净瓶中的宝座,被迫安身于一只普通的水罐之中!无论如何,深夜起床时,我发现母亲显然无法忍受蜷居那笨拙的容器,正奋力寻路而出。我以为此事极为危险,倘若母亲决意在此重演她生命中往昔的场景——例如劈裂喜马拉雅山、冲走神象爱罗婆多、掀翻贾努仙人的茅屋——那便不堪设想了。我向母亲百般祈求,以各种恳切之语说道:"母亲,请稍待片刻,待我们明日抵达马德拉斯,届时你可随心所欲。那里有不少人比大象还顽固——大多数人的头颅都如贾努仙人的茅屋一般——而那些半剃着、光亮亮的头顶,留着大簇发髻,简直是石头打造的,比起来,即便是喜马拉雅山也软如黄油!你尽管去劈个痛快;现在请先稍待片刻。"然而我的百般恳求全然无效,母亲丝毫不予理会。于是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母亲,你看那些船上穿着夹克、包着头巾来回走动的仆人,都是穆罕默德信徒,货真价实的吃牛肉的穆斯林,而那些打扫清洁的,是真正的清道夫,是拉尔·贝格的信徒;若你不听我的,我便叫他们来触碰你!倘若这还不够,我就索性把你送回你父亲的家;你看那间屋子,若把你关进去,你将重归喜马拉雅山的原始状态,一切不安便会归于平静,你将化作一块冰——永远凝冻其中。"这才让她安静下来。无论是在神明之间,还是在人世之中,此道皆然——一旦得到虔诚的信徒,便往往对其予取予求,得寸进尺。
你看,我又偏离主题,信口胡言起来了。我在开头便已告诉过你,这些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但若你耐心待我,我将再努力一番。
自己人自有一种别处寻不到的美。即便是天堂的居民,在美丽方面也无法与我们的兄弟姊妹、儿女相比,哪怕他们多么粗陋。然而,若在游历天堂、见识那里的人们之后,发现自己的同胞依旧美丽,那喜悦便是无可比拟的了。孟加拉也有其独特之美:无边无际的青翠草原绵延铺展,千百条河流与溪流宛若花环缀绕其间。这种美,在马拉巴尔也可略见一斑,在克什米尔亦然。水之中难道没有美吗?当水无处不在,大雨顺着芋叶哗哗流淌,一簇簇椰子树和枣椰树在暴雨中微微弯腰低头,四处蛙声连绵不绝——这样的景象难道没有美吗?而恒河两岸的美,唯有从海外归来、由戴蒙德港的河口驶入时,方能真切领略。那碧蓝碧蓝的苍穹,其间怀抱着乌黑的云团,下方飘浮着金边白云,云下一簇簇椰子树和枣椰树,宛若千柄拂尘般摇曳其顶,树下则是深浅各异的绿色汇聚一处——那是芒果树、荔枝树、黑莓树和菠萝蜜树,枝叶极其繁茂,将树干、枝桠、细枝完全遮蔽——旁侧竹丛在风中婆娑,而这一切的根底,是那片如茵的草地,其柔软光洁,令雅尔干德、波斯和突厥斯坦的地毯也几乎相形见绌——放眼望去,那一片片青青碧草绵延平整,仿若有人细细修剪过一般,径直铺延至河岸边沿——直至恒河柔和的水波将岸边漫过、嬉戏拍打之处,皆是绿草拥护,草下即是恒河圣水。若你将视线从地平线一路扫向天顶,便会在一线之内,发现这般多姿多彩的变奏,这般同一色调下的万千层次,在别处是断然见不到的。我说,你可曾为色彩所着迷——那种令飞蛾扑火自焚、令蜜蜂囚于花中甘愿饿死的痴迷?我告诉你一件事——若你想尽情享受恒河两岸的美景,就趁如今尽情享受,因为不久之后,一切都将面目全非。在逐利商贾的手中,这一切都将消逝。那片青草之地,砖窑将被建起,砖厂的取土坑将被挖出。如今恒河的涟漪轻抚草岸之处,将是装载黄麻的驳船和货船停泊的码头;那椰子与棕榈、芒果与荔枝的斑斓色彩,那碧蓝的苍穹,那云朵的芳姿——此后你将再也寻觅不到,代之而来的,是煤烟的弥漫笼罩,以及那从烟雾中幽灵般隐现、半明半暗的工厂烟囱!
如今我们的船已驶入大海。迦梨陀娑在《罗怙世系》中描述的那段海岸——"遍植棕榈等树,映得海水泛蓝"以及"宛若铁轮轮缘上一线细锈"——绝不精准,也难以令人信服。我虽对这位伟大诗人满怀敬意,但我确信,他一生中既未见过大洋,也未曾见过喜马拉雅山。(辨喜后来改变了后半段的看法,即迦梨陀娑对喜马拉雅山是否熟悉的问题。)
这里是黑白两水交汇之处,颇似阿拉哈巴德的恒河与朱木拿河的汇流。尽管解脱(Moksha)在大多数地方都是罕见之事,但在"哈里瓦尔、阿拉哈巴德与恒河入海口",解脱却是笃定可期的。然而据说这里并非真正的河口。无论如何,让我在此向主礼拜,因为"他的眼、他的首、他的面,遍在于每一处(《薄伽梵歌》第十三章第十三节)"。
何其壮美!目力所及之处,深蓝色的海水翻涌成浪花,随风律动地舞蹈。身后是恒河的圣水,因沾染了湿婆之身而泛白,正如那段描述所言:"商羯罗(Shankara)的梵天净瓶中,恒河泡沫使其发丝染白。"恒河之水相对平静。眼前横卧着两水分界之线。白水在彼处终止,蓝色的大洋从这里开始——前方、后方与四周,只有蓝,蓝,蓝色的水无处不在,不歇地翻卷成浪。大海有着蓝色的发丝,身躯是蓝色,衣衫也是蓝色。《往世书》中记载,无数阿修罗因畏惧天神而藏身于大洋深处。今日良机已至,今日海神尼普顿(Neptune)是他们的盟友,风神爱奥勒斯(Aeolus)也为他们护航。他们以丑陋的咆哮与隆隆的呐喊,在大洋的表面疯狂起舞,那泡沫翻飞的海浪,便是他们骇人的狂笑!在这片喧嚣之中是我们的船,而在船上,以威严的步伐在甲板上踱步的,是那个统治着四海环抱的世界的民族的男男女女,衣着光鲜,肤色如月光般皎洁——活脱脱是自立与自信的化身,在黑色种族的眼中,宛如傲慢与矜持的图画。头顶是阴雨季节云层的滚滚雷声,四面是浪花飞溅、翻涌咆哮的海涛,船上强劲引擎的轰鸣声将大海的威力置若罔闻——这是一场宏大的声音交响,我沉醉其中,如同半梦半醒之间,忽然,压过所有这些声响,有一阵浑厚悠远的男女合声轰然涌入耳中,他们合唱着国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统治海洋!"我受惊回顾,发现船身摇晃得厉害,T兄弟则双手捧头,正与晕船的痛苦奋力周旋。
二等舱里有两位赴西方求学的孟加拉青年,他们的处境更为狼狈。其中一人神情恐惧至极,恨不得即刻登岸,径直返家。这两位青年与我们两人,是船上仅有的四位印度人——现代印度的代表。船在恒河中航行的那两天,T兄弟奉《觉醒》杂志主编的密嘱,屡屡催促我尽快完成那篇《现代印度》的文章。今日我也寻得一个机会,问他:"兄弟,依你之见,现代印度的处境如何?"他向二等舱瞥了一眼,又看了看自身,长叹一声,道:"甚是悲哀,愈发混乱了!"
至于胡格利这一支恒河何以比更宽阔的帕德玛河受到更多重视,许多人认为,原因在于胡格利曾是河流的主流与正道,后来河道改迁,另辟帕德玛为出口。同样,现今的"托利运河"代表着古代恒河的旧道,被称为"始恒河"。卡维坎坎笔下那位航海商人的英雄,正是沿着这条水道驶往锡兰。古时候,恒河直至特里韦尼尚可通行大船。古港萨普塔格拉姆位于特里韦尼河坛不远处的萨拉斯瓦蒂河上。自远古以来,萨普塔格拉姆一直是孟加拉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渐渐地,萨拉斯瓦蒂河的河口淤塞。1539年,淤塞已至严重程度,葡萄牙移民不得不沿恒河往下另觅码头,使船只得以靠泊。这处地点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胡格利镇。自十六世纪初,印度本土商人与外国商人皆对恒河淤塞问题深感忧虑。但又能如何?迄今为止,人类的工程技术面对河床持续淤积,始终束手无策,此问题延续至今。1666年,一位法国传教士写道,苏提附近的恒河在那时已完全淤塞。因"黑洞"事件而闻名的霍尔韦尔,在前往穆尔希达巴德途中,因桑蒂普尔处河水过浅,被迫改乘小型本地船只。1797年,科尔布鲁克上尉写道,胡格利河与贾兰吉河在夏季已不通行船只。1822年至1884年间,胡格利河对所有船只交通全面封闭。在此期间,有二十四年间,水深仅有两三英尺。十七世纪,荷兰人在胡格利下方一英里处的钦苏拉建立贸易据点。后来居上的法国人,在更靠下的昌德尔纳戈尔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1723年,德国奥斯坦德公司在昌德尔纳戈尔下游五英里、对岸的班基普尔开设工厂。1616年,丹麦人已在昌德尔纳戈尔下游八英里的塞兰坡建立工厂,此后英国人又在更下游之处建立了加尔各答城。上述地点如今均无船只停靠,只剩加尔各答尚通行无阻。但人人都对它的未来忧心忡忡。
即使在夏季,恒河在直至桑蒂普尔附近的河段仍保有大量水量,其中一个奇特的原因在于:当地表水流停止时,大量通过地下渗流的水仍会汇入河中。恒河河床至今仍明显低于两岸地面。若因新土淤积导致河床水位逐渐上升,麻烦便将接踵而至。此外还有另一处危机的传闻。甚至在加尔各答附近,河流有时因地震或其他原因而大幅干涸,以至于可以涉水而过。据说1770年便发生过这种情况。另有记载,1734年10月9日,星期四,午间退潮时,河水彻底干涸。若此事发生在稍晚的不吉利时分,其后果我就留待你们自行推断了。也许那时候河水便再也不会回归原床了。
以上谈的是胡格利河的上游部分;现在说说加尔各答以下的下游部分。这一段所面临的最大险区是詹姆斯与玛丽沙洲。从前,达摩达尔河在加尔各答上游三十英里处汇入恒河,但如今经过岁月的奇异变迁,汇流处已在加尔各答以南三十一英里之处。在此点下游约六英里处,鲁普纳拉扬河注入恒河。事实是,这两条支流欢天喜地地联袂涌入恒河——但如此巨大的泥沙量又当如何处置?于是,河床中形成了大型沙洲,它们不断移位,有时松散,有时板结,令人忧惧无穷。昼夜不停地测量河深,若疏于数日,则船只将遭灭顶之灾。船只一旦触碰,不是倾覆,便是当场被吞没!史上甚至有过记载:一艘三桅大船触上沙洲,不到半小时,整船消失于沙中,只露出桅杆顶端。这些沙洲可谓达摩达尔-鲁普纳拉扬之口(此处有双关语,达摩达尔-鲁普纳拉扬既指两条河流,也含"以达摩达罗之形——即吞噬一切之形——显现的那罗延那"之意)。达摩达尔如今已不满足于吞食桑塔尔人的村庄,而将船只与汽船等一并当作佐料,以增添口味的变化。1877年,一艘载有从加尔各答发出的1444吨小麦、名为"斯特林郡"的船,不过触碰了这可怕的沙洲之一,八分钟之内便无影无踪,荡然无存。1874年,一艘载重2400吨的汽船,两分钟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恒河母亲啊,你之口福矣!我向你顶礼,感谢你让我们安然无恙地通过。T兄弟说:"先生,应当向母亲献上一只山羊,以谢她的仁慈。"我回答说:"正是如此,兄弟,但何止供奉一日,理应日日供奉!"次日,T兄弟再度提及此事,我保持沉默。又过了一天,用餐时我向他指出,献祭山羊之事正在以多大的规模进行着。兄弟似乎颇为困惑,说道:"此话何意?只有你在吃东西罢了。"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向他解释:从前加尔各答有一位年轻人,前往远离恒河的偏远村庄探望岳父家。用餐时,他发现人们手持鼓乐等候,而他的岳母坚持要他在入席前先喝一点牛奶。女婿心想,这也许是当地习俗,不妨遵从;然而他刚一啜饮,四周鼓乐齐鸣,岳母喜极而泣,将手放在他头上,祝福道:"我儿,你今日真正尽到了为人子的职责;你看,你在恒河岸边生活,胃中自有恒河之水,而那牛奶中已混入你已故岳父的骨粉;因此,经由你这一行为,他的骨骸已抵达恒河,他的灵魂也由此获得了一切功德。"如此说来,这位来自加尔各答的人在船上,每次进食肉类食物时,便是在向恒河母亲献祭,无需为此事多加忧虑。T兄弟生性沉稳持重,难以看出这番讲述在他心中留下了何种印象。
一艘船,是何等奇妙的事物!那片海洋,从岸边望去何其可怖,苍穹仿佛在那里俯身与之相接,日出于其间,日落于其中,稍有皱眉便令人心惊——然而就是这片大海,已被船只变成了一条通途,是所有路线中最为廉价的一条。谁发明了船?并无特定一人。也就是说,如同所有对人类不可或缺的机械——没有它们人们片刻也无法为继,而各种工厂设施皆由其组合调配而成——船只同样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就拿车轮来说;它是多么绝对不可或缺!从嘎吱作响的牛车到贾格纳特神庙的大车,从纺车到工厂的宏大机械,处处都有车轮的用武之地。谁发明了车轮?并无特定一人,也就是说,是所有人共同发明的。原始人曾用斧子砍倒树木,将粗大的树干沿斜面滚动;渐渐地,它们被削制成实心轮,而现代车轮的轮毂和轮辐也逐步得以形成。谁知道这经历了多少百万年的时光?然而在印度,历代改进的每一个阶段都被保留下来。无论经历了多少改良或变形,总有人停留在进化的较低阶段,因此整个系列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最初,将一根弦绷于一截竹管上,便制成了一种乐器。渐渐地,改为用马尾弓拉奏,第一把小提琴便诞生了;此后经历了各种变形,使用不同的弦和肠线,弓也演变出各种形状和名称,直至高度精良的吉他和萨朗吉等乐器应运而生。然而尽管如此,如今穆斯林马车夫是否仍在用一把粗陋的马尾弓,弹拨那将竹管固定于陶罐上的简陋乐器,高唱编织渔网的马杰瓦尔·卡哈尔的故事?去中央邦看看,如今路上仍可见到滚动的实心车轮——尽管在当今橡胶轮胎的年代,这显得这些人们的头脑颇为迟钝。
在极古的往昔,也就是所谓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普通人是如此诚实正直,甚至不肯遮蔽身体,以免外表与内心有所不同而显得虚伪——不肯成婚,以免沾染自私,并摒弃了物我之分的一切念头,凭借棍棒与石块之力,始终视他人之物"如粪土"(辨喜以反讽语气描述原始裸体人,他们不知婚姻,对他人人身与财物也毫无尊重)——在那幸福的年代,人们为了在水上航行,掏空树干、或将几根原木捆扎在一起,造出了独木舟和木筏之类的东西。你们难道未曾在从奥里萨到科伦坡的海岸线上见过卡塔马兰木筏吗?你们必定也曾观察到,这些木筏可以驶入多远的海中。那便是造船术的雏形。
还有那东孟加拉船夫驾驶的船,上了那船你就得呼唤河中五位守护圣人来保佑平安;还有吉大港船夫操舵的客船,即便在微风轻拂的小风暴中,舵手也会宣称已无力掌舵,全体乘客都被要求各自呼唤本族神明以作最后庇护;那艘船头安着一对奇特黄铜眼睛、船夫站立划桨的北方大船;那艘仿佛商人斯利曼塔航海(据卡维坎坎记载,斯利曼塔仅凭划桨便横渡了孟加拉湾,险些因船被一群龙虾的触角缠住而覆没,而且他还将一只贝壳误认为一条小鱼,如此种种)的船只——换言之,那艘去往恒河入海口的船——顶上盖着精美的屋顶,底板铺着劈开的竹片,船舱里整排整排地摆放着盛满恒河水的大缸(这水清凉怡人,请原谅,你们是在严冬季节前往恒河入海口的,凛冽的北风早已将你们对清凉饮品的所有渴望驱散殆尽);还有那艘每日载着孟加拉巴布们去往衙门、再接他们回家的小船,由巴利的船夫驾驶,极为能干机警——他能在远在孔纳格尔便望见一片云彩的时候,立刻将船驶入安全地带!——这些船如今正渐渐落入那些来自占普尔的身强力壮之人的掌中,他们操着一种奇特的方言,你们的大祭司殿下曾戏谑地命他们去抓一只苍鹭——他幽默地称其为"巴卡苏尔(《薄伽梵往世书》中提到的一种形如大苍鹭的魔怪)"——这让他们大惑不解,结结巴巴地回答说:"请问大人,我们去哪里找这个魔怪?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哑谜一般。"还有那艘孟加拉语绰号叫"嘎达(驴子)"的笨重迟缓的货船,从不走直路,总是横着走;以及那种像纵帆船一样的大型船只,有一到三根桅杆,从锡兰、马尔代夫或阿拉伯运来椰子、枣椰和鱼干——这些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船只,代表了此后造船业的发展演进。
借助风帆来驾驭船只,是一种绝妙的发明。无论风吹向何方,通过对风帆的巧妙操控,船必能抵达目的地。但当风向相反时,耗时会更长。帆船是极为美丽的景象,从远处望去,宛若一只振翅飞翔、从天而降的多翼大鸟。然而风帆并不允许船只径直前行,若风向稍有偏斜,便须迂回曲折地航行。而一旦风平浪静,船只便无能为力,只能降下风帆,停在原地。在赤道附近,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如今的帆船也很少以木材为主,大多数已改用铁制。帆船的船长或水手所须具备的能力,远比汽船来得艰难,若无实际经验,便无从胜任一艘帆船的船长。时时掌握风向动态,并对远处的险区防患于未然——这两项资质在帆船上远比在汽船上更为必不可少。汽船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人的掌控之中——引擎可以瞬间停止,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向前、向后、横向或任意方向操舵;而帆船则完全仰赖风的摆布。待到风帆降下或舵柄转动之时,船或许已触礁,或撞上水下礁石,或与另一艘船相撞。如今帆船除了运载苦力之外,几乎不再搭载乘客。它们通常运载货物,而且多是盐等劣质货品。小型帆船如纵帆船,则从事沿海贸易。帆船负担不起雇用汽船拖带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费用,也付不起数以千计卢比的过路费,因此只能绕道非洲,花六个月方能抵达英格兰。
由于帆船的种种劣势,昔日的海战是一种充满风险的事业。风向或洋流的一点变化,便可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再者,那些船只由木材制成,时常失火,必须设法扑灭。它们的构造类型也与现代迥异:一端扁平而极为高耸,有五六层甲板。这一端的最高甲板上建有一处木制阳台,前方是指挥官的房间和办公室,两侧是军官的船舱。其后是一片开阔的空间,另一端建有几间船舱。下层甲板也有类似的顶盖大厅,层层相叠。最底层的甲板或船舱则是水手的住宿和餐饮等用房。每层甲板两侧都架设着大炮,炮口从船壁上一排排的孔洞中伸出;两侧堆放着炮弹(战时还备有火药袋)。这些古代战舰的每层甲板屋顶都极为低矮,走动时必须低头。当时招募海军人员也是一件麻烦事。政府有一条常规命令:无论在何处发现,均可强制或诱骗征募。儿子被从母亲怀中强行夺走,丈夫被从妻子身边强行带走。一旦被命令登船(这些可怜的人或许一生从未登过船),便被立即命令去攀爬桅杆!若因恐惧而无法执行命令,便遭到鞭笞。有人甚至在苦刑之下毙命。制定这些法律的是那些富有权势之人,商业利益、掠夺或征服异国的成果皆由他们攫取,而贫苦之人不过是流血牺牲的工具——这一规律贯穿于整个世界历史之中!如今这些法律已不复存在,"押兵队"这个名字不再令农民和穷人闻之心惊。如今已改为自愿服役,但许多少年犯被安置在军舰上训练为水手,以代替投入监狱。
蒸汽动力彻底变革了这一切,风帆在如今的船只上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现在船只已极少依赖风力,来自狂风等的危险也大为减少。船只现在只须注意不要触碰水下礁石。而今日的军舰与昔日的军舰更是判若云泥。首先,它们根本不像船,倒更像是大小不一的浮动铁堡。炮数也大为减少,然而与现代的炮塔炮相比,昔日的大炮不过是小儿科。而且这些军舰行驶得多么迅捷!其中最小的是鱼雷艇;稍大一些的用于截击敌方的商船;而最大的则是实施真正海战的笨重利器。
在美国内战期间,联邦党将一排排铁轨固定在一艘木船的外壁上加以覆盖。敌方的炮弹击在上面,皆被弹开,丝毫未能伤及船体。此后,为防止敌方炮弹穿透木料,船的两侧开始包裹铁板。船载火炮也随之不断改进——越造越大,装卸和发射都改由机械操作,而非人力。即便五百人也推不动一分的大炮,如今只需一个小男孩按下一个按钮,便可上下左右旋转、装弹、发射,而且全在一秒之内完成!随着船体铁壁日益增厚,雷霆之威的大炮也随之相继问世。时至今日,一艘战舰是钢壁铁壁的要塞,其炮几乎就是死神本身。一炮足以将最大的船只轰成碎片。然而这座"铁制洞房"——那金迪尔的父亲(出自孟加拉民间故事)做梦也未曾想到的,并非矗立于"萨塔利山"之顶,而是在七万座山岳般的巨浪上起舞的——就连这样的庞然大物,也对鱼雷惧之若命!鱼雷是一种形如雪茄的管状物,发射后能像鱼一样在水下穿行。一旦击中目标,其中所含的高度爆炸性物质便以惊天动地的巨响爆炸,而被其击中的船只将化归原形——部分变成铁片与木屑,部分化为烟雾与火焰!而被这次鱼雷爆炸波及的人,踪影全无——偶尔寻得的,也几乎是一堆碎肉!自鱼雷发明以来,海战已无法持久。一两场交锋,便能大获全胜或彻底溃败。然而人们曾担忧这类军舰的引入会造成双方在海战中大规模人员伤亡,事实上却大大出乎意料。
若陆上交战中,双方枪炮所发射的弹雨中有一小部分命中目标,那两军皆将在两分钟内全军覆没。同样,若一艘参战战舰所发射的五百发炮弹中,仅有一发命中目标,那两方船只将无一残存。然而奇怪的是,随着枪炮质量不断提升,步枪越造越轻,膛线越来越精细,射程不断延伸,装填机械越来越繁复,射速越来越快——命中率却似乎越来越低!巴拉克扎斯人和阿非利地人手持那种式样陈旧、枪管异常细长的火绳枪——发射时须架在两脚木架上,还须实际点火并吹气点燃——却能以百发百中的精准射击,而手持当今高度复杂机关枪的现代训练有素的士兵,一分钟内发射一百五十发子弹,不过是在加热大气而已!机械化在小范围内是有益的,但过度机械化会扼杀人的主动性,把人变成毫无生气的机器。工厂里的工人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做着同样单调的工作,每批人只做一项特定的工序——诸如制造针头、拼接线头,或随织机前后移动——整整一生。而其结果是,一旦失去那份特定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便意味着死亡——他们找不到其他谋生之道,只能忍饥挨饿。像机器一样做例行工作,人便成了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辈子担任教师或文书的人,最终都会变成一个头脑迟钝的蠢人。
商船和客船的形制是另一种类型。虽然有些商船的构造使得战时可以轻易装备几门炮,追击手无寸铁的敌方商船,并由此从本国政府获得报酬,但通常来说,它们与军舰大相径庭。这些船如今大多是汽船,而且通常体积庞大、造价高昂,极少由个人所有,而是由公司持有。在承揽印欧贸易的运输公司中,P&O公司最为古老且最为富裕,其次是英属印度汽船航运公司,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公司。在外国船运公司中,法国邮船公司、奥地利劳埃德公司、德国劳埃德公司以及鲁巴帝诺公司(意大利),是最为著名的几家。其中,P&O公司的客船通常被认为是最为安全、最为快捷的;而法国邮船公司的餐饮安排则十分出色。
我们此次赴欧,后两家公司已停止为"土著"乘客订票,原因是惧于鼠疫的传染。而且印度政府有一项法规,规定任何印度"土著"出境都须持有移民局签发的证明,以确认此人并非被人诱骗至异国出售为奴或强征为苦力,而是出于本人意愿自愿出行。此文件须在登船前出示。这条法规对于赴外国的印度绅士阶层,迄今一直保持沉默。如今因鼠疫流行而重新激活,以便政府能对每位出境的"土著"都有所了解。话说回来,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常常听人谈起某些人属于绅士阶层,某些人属于下层阶级。但在政府眼中,所有人毫无例外都是"土著"。大君、诸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统统属于同一类别——即"土著"。适用于苦力的法律与检查,对所有"土著"一视同仁,别无二致。感谢你,英国政府!承蒙您的大恩,至少在这片刻间,我感到自己与所有"土著"同胞融为一体。这一点更是令人感到欣慰,因为我这副皮囊出身于卡亚斯塔家族,已成为许多方面攻击的靶子。如今我们从印度各个种姓之人的嘴里听说,他们都是纯正的雅利安人——只是关于各自血脉中雅利安血液的确切比例,在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有人声称拥有完整的份额,而另一些人或许比另一人多出或少了一盎司——仅此而已。但他们在这一点上众口一词:他们的种姓都优于卡亚斯塔!据说他们与英格兰人同属一个种族——与英国人是表亲兄弟,他们并非"土著"。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正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如同英国人一般。而诸如童婚、一夫多妻、偶像崇拜、殉夫、深闺制度等陋习,在他们的宗教中根本没有容身之处——这些都是由卡亚斯塔的祖先及其同类人引入的。他们的宗教与英国人的宗教也如出一辙!他们的祖先外貌上与英国人无异,只是在印度热带阳光的长期炙烤下才变成了黑色!现在来展示你们的高贵身份吧,若有胆量的话!"你们都是土著",政府如是说。在那片黑色之中,深浅之别根本无从分辨。政府说:"他们都是土著。"如今你们再学英式着装已是徒劳无功。你们的欧洲帽子等等,此后将无济于事。若你们把所有的罪责推到印度教徒身上,并试图与英国人攀关系拉近乎,那你们得到的是更多的拳打脚踢,而非更少。感谢你,英国政府!你已是命运的宠儿;愿你的繁荣与日俱增!我们将再次愉快地穿上我们的缠腰布和多蒂——那是我们的本土服装。承蒙您的恩典,我们将继续从这片土地的一端游历至另一端,光头赤足,心甘情愿地用手指就着大米和豆汤,以纯正的印度方式饱餐一顿。感谢主!我们几乎被英属印度的时髦风气所迷惑,险些被其魅力欺骗。我们曾听人说,只要我们放弃本土服饰、本土宗教、本土礼俗,英国人便会将我们捧在肩上奉为座上宾。我们几乎就要照做,不料英国人的鞭子响了、英国大靴子踢下来了——人们顿时惊慌失措,纷纷转身逃走,告别英国习俗,争相承认自己的"土著"身份。
"那英国习俗,我们曾如此苦心学习, 英国大靴子,早已将其从脑中踩去!"
感谢英国政府!愿其宝座稳固,统治永久。而我心中残存的那一点向往欧洲习俗的倾向,也因美国人的缘故而烟消云散了。我曾被日益茂盛的胡须所苦,然而我刚一探头进入一家理发馆,便有人高喊道:"此地不接待你这等衣衫褴褛之人。"我以为或许是因为我那奇特的缠头巾与赭色僧袍令那人产生了偏见。于是我打算去买一件英式外套和帽子。正当我欲付诸行动,幸而遇到一位美国绅士,他向我解释说,我穿着那身赭色僧袍反而更为有利,因为绅士们不会对我有所误解;但若我穿上欧洲服装,人人皆会将我赶走。在另一两家理发馆我也遭遇了同样的对待。此后我便开始了自行剃须的习惯。有一次,我饥肠辘辘,走进一家餐厅,点了某样食物,那人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怎么,明明有。""好吧,我的朋友,直说吧,意思是这里没有你坐下用餐的位子。""为何?""因为没有人愿意与你同桌而食,那会使他遭受排斥。"于是美国开始让我感到颇为亲切,多少像我那个以种姓划界的故土了。且不论白与黑的差别,也不论"土著"之中雅利安血液的比例之争!对于奴隶来说,如此讲究门第血统,是何等荒唐!有一位多姆(扫地种姓的人)曾说:"你走遍天涯也找不到比我们更高贵的种姓。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多姆——多姆——多姆啊!"然而你们可看出其中的可笑之处?种姓分别的骄矜,在人类中最不受尊重的那些民族之间,往往最为泛滥成灾。
汽船通常比帆船大得多。横渡大西洋的汽船,比"戈尔孔达号"(辨喜第二次赴西方时所乘坐的英属印度汽船航运公司客船)大出整整一半有余。我从日本横渡太平洋时所乘之船也甚为巨大。在最大型的船只中,首等舱居于中央,两侧各有一些开放空间;其次是二等舱,两侧是"统舱"。一端是水手和仆役的宿舍。统舱相当于三等舱,供极贫穷的乘客乘坐,例如那些移民去往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人。他们的住宿空间极为狭小,餐食也非桌上供应,而是直接从手到手传递。来往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船只没有统舱,但设有甲板客票。首等舱与二等舱之间的开放空间,供他们用于坐卧。然而我未曾见到一位乘甲板票远行的旅客。仅在1893年赴中国途中,我曾见到一批中国人从孟买乘甲板票前往香港。
遇到暴风雨天气时,甲板乘客极为不便,在港口卸货时也多少有些不便。除了位于最顶层的飓风甲板之外,其余各层甲板均设有方形开口,用于装卸货物,此时甲板乘客便会受到一些干扰。除此之外,从加尔各答到苏伊士,以及夏季穿越欧洲,甲板夜间是十分惬意的。当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因酷热而在有家具的舱室里几乎融化时,甲板与之相比简直堪称天堂。在这类船只中,二等舱极为不舒适。唯有新成立的德国劳埃德公司往来于德国卑尔根与澳大利亚航线上的船只,二等舱设施十分出色;飓风甲板上甚至设有单独船舱,餐饮安排也几乎与"戈尔孔达号"的头等舱相当。该航线途经科伦坡。
"戈尔孔达号"飓风甲板上只有两间舱房,各居一侧;一间分给医生,另一间分配给了我们。然而由于酷热难当,我们不得不退居下层甲板,因为我们的舱房正好位于船的引擎舱正上方。虽然船身是铁制的,乘客的舱房却以木材建成。木墙的顶端和底部各凿有许多孔洞,以便空气流通。墙壁上涂了一层象牙色的漆,每间耗资将近二十五英镑。地板上铺着一小块地毯,一侧墙上固定着两个铁架,形如无腿铁床,一上一下叠放。对面墙上亦同。正对入口处设有一个洗脸盆,其上方有一面镜子、两只瓶子和两个饮水杯。每张床铺的两侧各附有一个黄铜框架的网兜,可以固定到墙壁上,也可以放下来。乘客临睡前将手表及其他重要随身物品放入其中。下铺的下方有存放行李箱和提包的空间。二等舱的安排与此类似,只是空间更为局促,家具也较为粗陋。航运业几乎是英国人的垄断。因此,即便是其他国家建造的船只,为了迎合船上大批英语乘客,饮食安排以及作息时间也不得不按照英国习俗来制定。在饮食与作息时间方面,英格兰、法国、德国与俄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正如在我们国内,孟加拉、北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地区和古吉拉特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然而在船上,这些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那里,由于讲英语的乘客占多数,一切都在按照英国的模式塑造。
船长是船上的最高权威。从前,船长在公海上统治全船,惩处罪犯,绞决海盗,等等。如今他已不再走到那一步,但在船上,他的话便是法律。他麾下有四名大副(印度俗语称"马利姆")。接着是四五名轮机员,首席轮机员与大副地位相当,享用头等舱餐食。还有四五名舵手(印度俗语称"苏卡尼斯"),轮流掌舵——他们也是欧洲人。其余人员,包括仆役、水手和烧煤工,全部是印度人,且都是穆斯林;印度教徒水手我只在孟买一侧的P&O公司船上见过。仆役和水手来自加尔各答,烧煤工则来自东孟加拉;厨师也是来自东孟加拉的天主教基督徒。此外还有四名清洁工,职责是清除舱室内的污水,安排沐浴事宜,并保持厕所等清洁整齐。穆斯林仆役和水手不吃基督徒做的食物;而且船上每天都有火腿或咸猪肉的料理。但他们设法为自己保留一些私下的空间。他们对吃船上厨房做的面包并无异议,而那些来自加尔各答、已受到文明"新光"启蒙的仆役,在饮食方面也不再遵守任何禁忌。船员共分三个伙食组,一个是仆役的,一个是水手的,一个是烧煤工的。公司为每个伙食组提供一名厨师和一名助手;每个伙食组都有单独的烹饪场所。少数印度教徒乘客从加尔各答前往科伦坡,他们在仆役完事之后,使用其中一个厨房自行烹饪。仆役们打取自己的饮用水。每层甲板两侧各壁固定着两台水泵,一台用于淡水,一台用于盐水,穆斯林从淡水泵取水供自己使用。那些对自来水并无顾忌的印度教徒,可以极为轻松地乘坐这些船前往英格兰等地,同时在饮食起居方面恪守一切正统礼仪。他们可以使用厨房,饮用不曾被人触碰的水,甚至沐浴用水也无需他人碰触;大米、豆类、蔬菜、鱼、肉、牛奶和酥油等各类食物在船上皆可取得,特别是在这些主要雇用印度人的船上,每日必须为他们供应大米、豆类、萝卜、卷心菜和马铃薯等食物。唯一必要的条件是金钱。有了钱,你便可以独自前往任何地方,恪守完整的正统礼仪。
这些孟加拉仆役如今几乎在所有来往于加尔各答与欧洲之间的船只上任职。他们正逐渐自成一个群体。他们之间甚至已创造出若干航海术语;例如,船长被称为"屋主"(bariwa llah,即房东);大副称"马利姆";桅杆称"朵尔"(dôl);帆称"萨尔"(sarh);"放下"为"阿里亚"(aria);"升起"为"哈比什"(habish,即"举起"),等等。
水手长和烧煤工长各有一名头目,称为"色朗"(serang),其下设两三名"廷达尔"(tindal),廷达尔之下是水手和烧煤工。
厨师长或"伙计们"的头目是管家(butler),其上还有一名欧洲管事。水手们负责清洗船体、抛缆或收缆,放下或提起小船,升帆或落帆(虽然后者在汽船上极为罕见),以及类似的工作。色朗和廷达尔始终在四处走动,监督并协助他们的工作。烧煤工在机舱内维持炉火稳定;他们的职责是日夜与火搏斗,并保持引擎整洁干净。而要将那台巨大的引擎及其所有部件保持整洁,绝非易事。色朗及其助手(在水手的行话中称为"兄弟")来自加尔各答,讲孟加拉语;他们仪表堂堂,曾在学校就读,能读会写,英语也说得颇为顺畅。色朗有一个十三岁的儿子,是船长的仆役,在船长门口候命侍从。见到这些孟加拉水手、烧煤工、仆役和"伙计们"在此工作,我此前对同胞们所怀抱的绝望之情,大为消散。他们正在如何缓缓地培育着自己的刚健男儿气概,体格日益强健——何等无畏,而又何等温顺听话!即便是清道夫也没有那种"土著"习见的卑躬屈膝之态——这是何等的蜕变!
印度本地水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而所得薪酬仅为欧洲水手的四分之一。此事在英国引发诸多不满,尤其是许多欧洲人因此失业。他们有时组织抗议运动。然而,这些人除此之外再无可指责之处——因为印度水手在实际工作中比欧洲人更为勤快利落——于是便声称一旦遭遇恶劣天气、船只处于险境之时,印度水手便会丧胆失色。天哪!事实上,这一诬蔑毫无根据。危难之际,欧洲水手往往因恐惧而开怀痛饮,弄得烂醉如泥、毫无用处。印度水手终其一生从不沾一滴酒,迄今为止,在重大危难关头无一人表现出怯懦。印度士兵在疆场上难道表现出了什么怯懦吗?不,他们从未如此——只是他们需要领袖。我有一位英国朋友,名叫斯特朗将军(General Strong),他在印度民族起义期间身处印度。他常常讲起许多亲历故事。有一天,在谈话中我问他,那些拥有充足枪炮弹药和给养、又是久经沙场的士兵,究竟为何遭受了如此惨败。他回答说,那些领头者非但不身先士卒、奋勇向前,反而在安全的后方大声呼喊:"奋勇向前,壮士们!"诸如此类;但除非指挥官冲锋在前、以死殉职,否则普通士兵断然不会全力拼杀。各行各业皆是如此。"统帅须不惜头颅,"他们如是说。唯有能够为一项事业舍身捐躯,方能成为领袖。然而我们众人皆想成为领袖,却不愿作出必要的牺牲。结果是一无所成——无人听从我们的号召!
你们尽可以炫耀雅利安祖先的血脉,日夜颂扬古印度的荣光,也尽可以在出身贵贱上趾高气扬,但你们这些印度上层人士,自以为尚在人世吗?你们不过是万年前已成木乃伊的枯骨!印度尚存的那一丝生气,正蛰伏于那些被你们祖先蔑称为"行走的腐肉"的底层民众之中;而你们才是真正的"行尸走肉"。你们的住宅、你们的陈设,如同博物馆里的展品,了无生气,陈腐已极;即便是亲眼目睹了你们的举止风俗、你们的一举一动和生活方式,旁观者也不禁以为自己是在聆听祖母讲述的旧日故事!与你们亲身结识之后,一旦归去,便仿佛游览了一间画廊的古画!在这幻象(Maya)的世界里,你们才是真正的幻相、真正的谜,真正的沙漠蜃楼——你们,印度的上层阶级!你们代表着过去,以各种形式杂糅拼凑于一身。至今仍得以见到你们,不过是一场消化不良引起的噩梦。你们是未来虚无缥缈的泡沫,是空洞的、毫无实质的虚无之物。梦境的居民啊,你们为何还在此徘徊迟滞?你们是昔日印度死去躯体的骸骨,无血无肉,为何不速速化作尘埃,消散于空气之中?然而,在你们瘦骨嶙峋的手指上,套着几枚祖先留存的无价宝环,在你们腐烂的身躯怀抱中,珍藏着若干古老的宝箱。迄今为止,你们无从将其交付他人。如今,英国统治之下,自由教育与文明开化的时代已然来临,请尽快将这些财宝传给你们的继承者。你们归于虚空,消失无踪,让新印度在你们的位置上崛起!让她崛起——从农夫的茅屋中,手握犁铧而出;从渔夫、补鞋匠和清道夫的棚屋中走来。让她从杂货铺里、从炸饼摊的炉火旁腾跃而出。让她从工厂、从集市、从市场中涌现。让她从林间树丛、从山野丛林、从丘陵峰峦中迸发出来。这些平民百姓承受压迫已逾千年——无怨无悔地承受着,因而造就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坚韧。他们历经永恒的苦难,由此获得了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以一把粮食果腹,却能撼动世界;只需给予他们半块饼,全世界也容纳不下他们迸发的能量;他们被赋予了如同"活血种"(Raktabija,《杜尔迦·七百颂》中的一位恶魔,其血液每滴溅地便会生出另一个与之相同的恶魔)般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况且,他们还拥有来自纯洁道德生活的奇异力量,这种力量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无从寻得。如此宁静祥和,如此知足常乐,如此仁爱深沉,如此默默不倦的劳作之力,以及临事之际如狮子般的雄威——这一切,还能在哪里寻得!过去的骸骨们,你们的继承者就在眼前——那是将要到来的印度。请尽快将你们的宝箱和那些镶嵌宝石的指环抛给他们;而你们则消失于空气之中,再不得见——只需将耳朵留着。你们一消逝,便将听到复兴印度的开国欢呼声,如百万雷霆轰鸣,回荡于整个宇宙:「Wah Guru Ki Fateh」——上师之胜利!
我们的船现已航行在孟加拉湾,据说此湾极为深邃。其中浅水之处,已被恒河(Ganga)携裹着喜马拉雅山的碎石、冲刷着西北诸省(今北方邦)的沉积物所淤积。那片冲积平原,便是我们的孟加拉。孟加拉在桑德班斯(Sunderbans)以外似乎并无延伸的迹象。有人说,桑德班斯昔日曾是众多村镇聚居之地,地势较高。但如今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然而,桑德班斯和孟加拉湾北部历来是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里曾是葡萄牙海盗的巢穴;阿拉干王屡次企图侵占此地;莫卧儿皇帝的代表也在此竭力惩治以贡萨雷斯为首的葡萄牙海盗;这里也曾多次成为基督徒、莫卧儿人、摩克人与孟加拉人之间征战厮杀的舞台。
孟加拉湾本就风浪汹涌,加之正值季风时节,我们的船颠簸不已。然而这不过是刚刚开始,前路尚未可知,因为我们还要驶向马德拉斯。南印度大部分地区现归马德拉斯管辖区所辖。区区土地面积又能说明什么呢?即便是一片荒漠,一旦落入有福之人之手,也能化作天堂。马德拉斯这个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子,原名金纳帕达纳姆(Chinnapattanam)或马德拉斯帕达纳姆(Madraspattanam),被昌德拉吉里(Chandragiri)的王公出售给了一家商人公司。彼时英国的主要贸易重心在爪哇,万丹(Bantam)是英国亚洲贸易的中枢。马德拉斯及其他英国在印度的商业据点均隶属于万丹管辖。而今的万丹在哪里?马德拉斯又发展成了何等气象!仅凭进取之心便能获得命运垂青,此言不过半真;背后必有神圣母亲所赐予的力量。但我同样承认,正是那些勇于进取之人,才得以蒙受圣母的赐力。
马德拉斯令人联想起典型的南印度省份;尽管在加尔各答(Calcutta)的贾格纳特河坛(Jagannath Ghat),亦可从奥里萨婆罗门那剃除两侧、中顶留髻的发式,那色彩繁复的额记,那只能插入脚趾的盘卷拖鞋,以及那用鼻烟刺激鼻子、爱用檀香糊在孩子身上印出图案的习惯中,窥见南印度的一隅。古吉拉特婆罗门、肤色深黑的马哈拉施特拉婆罗门,以及肤色格外白皙、猫眼方颅的科学婆罗门——虽然他们衣着相同,一律被称为德干人,然而马德拉斯才出产最典型的南印度婆罗门。那额头上覆盖着罗摩努阇(Ramanuja)派宽大种姓标记——在外行人看来,此物与崇高绝无干系(而其仿制品——北印度罗摩难陀派的种姓标记——则招来许多戏谑的打油诗——此标记完全盖过了孟加拉毗湿奴派首领那将全身密密麻麻盖满印记的习俗);那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即便你聆听了整整六年,也不会明白一个字,其中包含着所有可能变化形式的"l"音与"d"音;那用"黑椒扁豆汤"(dal soup)佐食的米饭——每一口都让人心颤(如此辛辣刺激!);那以苦楝叶、燕麦等为调味的烹饪方式,那"米饭伴酸奶"等饮食,那以芝麻油遍涂全身后沐浴、以同一种油煎鱼的习俗——没有这一切,南印度又从何谈起?
再者,南印度在伊斯兰统治时期乃至稍早之前,印度教依然薪火相传。商羯罗(Shankaracharya)便诞生于南印度,诞生于那留有前额发髻、以椰子油烹饪食物的种姓之中;也是这片土地孕育了罗摩努阇(Ramanuja),亦是摩陀婆牟尼(Madhva Muni)的出生之地。现代印度教所效忠的,正是这几位圣者。柴坦尼亚(Chaitanya)派的毗湿奴信徒,不过是摩陀婆派的一个支流;北方的宗教改革家,如卡比尔(Kabir)、达都(Dadu)、纳纳克(Nanak)和拉姆萨内希(Ramsanehi),无一不是商羯罗的回响;罗摩努阇的弟子们占据着阿约提亚(Ayodhya)及其他圣地。南方这些婆罗门不承认北方婆罗门的地位,也不收北方人为弟子,直至近日仍拒绝接受他们出家为游方僧(Sannyasa)。马德拉斯人迄今仍占据宗教界的主要席位。当北印度人在伊斯兰征服者的凯旋呼喊声中,将财宝、家神、妻儿弃于林间避难之时,正是在南印度,毗迦耶纳伽罗(Vidyanagar)王的宗主权依然岿然不动。南印度还诞生了伟大的萨亚纳阇利耶(Sayanacharyya)——其臂力征服伊斯兰教徒,使布卡国王(King Bukka)稳坐王位;其睿智谋略使毗迦耶纳伽罗王国固若金汤;其治国方略为德干带来了持久的和平与繁荣;其超凡的才智与非凡的勤勉成就了整部吠陀(Vedas)的注疏——而他那奇妙的牺牲、舍离与学术探索的结晶,便是名为《五光》(Panchadashi)的吠檀多(Vedanta)论著——这位名为维迪亚兰亚牟尼(Vidyaranya Muni)或萨亚纳(Sayana)的游方僧(按:据某些人说,吠陀注疏家萨亚纳是维迪亚兰亚牟尼的兄弟),便诞生于这片土地。马德拉斯管辖区是那泰米尔民族的栖息之地——其文明最为古老,其中一支名为苏美尔人(Sumerians)的分支,在极远古的时代便在幼发拉底河畔散播了一片灿烂文明;他们的占星术、宗教教义、道德规范与礼仪,为亚述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神话传说成为基督教《圣经》的渊源所在。这些泰米尔人的另一支,从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向外扩张,孕育出了伟大的埃及文明,雅利安人在诸多方面亦受惠于这一民族。南方那些巍峨壮观的神庙宣告了威罗·湿婆(Veera Shaiva)和威罗·毗湿奴(Veera Vaishnava)派的胜利。印度伟大的毗湿奴信仰,亦源于一位泰米尔不可接触者——沙塔科帕(Shathakopa)——"他以贩卖扬谷篮为生,却始终是一位瑜伽(Yoga)行者"。泰米尔阿尔瓦尔(Alwars)圣者或虔诚信徒,至今仍受到整个毗湿奴派的尊崇。即便是现今,二元论、限制不二论(Vishishtadvaita)和不二论(Advaita)吠檀多体系的研究,在南印度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蓬勃。即便是现今,对宗教的渴求,也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强烈。
6月24日夜间,我们的船抵达马德拉斯。清晨从床上起来,发现我们已置身于马德拉斯港的围合之中。港内水面平静,但港外巨浪汹涌轰鸣,浪头不时拍打着防波堤,激起十五至二十英尺高的水柱,化作一片泡沫。前方便是马德拉斯著名的斯特兰德路(Strand Road)。两名欧洲警察督察、一名马德拉斯的贾马达尔(Jamadar)和十余名警员登上我们的船,极为恭敬地告知我,"土著"不得上岸,欧洲人则不受此限。一个"土著",不管其为何人,皆因有染鼠疫病菌的可能而被拒于门外;但马德拉斯人已为我申请了特别许可证,或许可以获批。随后,马德拉斯的友人们开始乘坐小船分批靠近我们的船只。由于严禁任何接触,我们只能在船上保持一定距离隔空交谈。我看到了所有的朋友——阿拉辛伽(Alasinga)、比利里(Biligiri)、纳拉西马查里(Narasimachary)、南朱达·拉奥博士(Dr. Nanjunda Rao)、基迪(Kidi)及其他人,皆在船上。一篓篓芒果、香蕉、椰子、米饭拌酸奶,以及各色甜咸小食,接连送来。人群渐渐密集——船上到处是乘坐小船而来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我还见到了钱米尔先生(Mr. Chamier),我的英国朋友,他已以大律师身份来到马德拉斯。罗摩克里希纳难陀(Ramakrishnananda)和尼尔帕亚难陀(Nirbhayananda)数次划船靠近。他们坚持要在炎炎烈日下在船上呆上一整天,我不得不力劝他们,他们方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而随着我不得上岸的消息传开,小船的数量愈发增多。我自己也因长时间倚靠栏杆而感到疲惫不堪。于是我向马德拉斯的友人们告别,回到船舱。阿拉辛伽未能得到机会就《梵行者》(Brahmavadin)杂志及马德拉斯的工作事宜与我商量;因此他决定随我同行至科伦坡。傍晚,船离开港口,我听到一阵巨大的欢呼声,从船舱的窗口望出去,看到约有一千名马德拉斯的男女老幼,一直坐在防波堤上,在船只起航的一刻发出了这告别的欢呼声。欢庆喜悦之际,马德拉斯人与孟加拉人一样,也会发出那种以舌头打出的特有声音,名为"呼鲁"(Hulu)。
从马德拉斯到锡兰,我们走了四天。那从恒河河口便已开始的海浪起伏随着我们的前进而愈发汹涌,离开马德拉斯后更是有增无减。船只颠簸剧烈,乘客们晕船厉害,那两位孟加拉男孩也不例外。其中一个深信自己必死无疑,我们费尽口舌安慰他,向他保证这不过是极寻常的经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送命。二等舱恰好位于船只螺旋桨的正上方。那两位孟加拉男孩身为"土著",被安置在一间几乎像黑洞一般的船舱里,既不通风又不透光。男孩们在舱内待不住,而在甲板上颠簸又十分剧烈。再者,每当船头埋入浪谷、船尾高高翘起之时,螺旋桨便露出水面,悬空空转,使整艘船剧烈颠抖。此时的二等舱,便如同老鼠被猫咬住使劲摇晃一般。
然而,此乃季风时节。船只越向西行,所遭遇的狂风暴雨便越发猛烈。马德拉斯的友人馈赠了大量水果,其中大部分,连同甜食、米饭拌酸奶等,我都分给了那两个男孩。阿拉辛伽仓皇之间买了船票,赤足登船。他说他偶尔才穿鞋。不同国度,风俗各异。在欧洲,女士露出双足被视为极大的羞耻,但坦露上半身胸怀却毫无顾忌。在我们印度,无论如何头部都须有所遮盖,至于其余部分是否覆盖,则在所不论。《梵行者》杂志的编辑阿拉辛伽是一位属于罗摩努阇派(Ramanuja sect)中腾噶勒(Tengale)支系的迈索尔婆罗门,嗜好拉萨木(Rasam,一种酸辣扁豆汤),剃了个光头,额上涂满宽大的种姓标记,他精心携带了作为航程口粮的两个小布包,一包装着炒扁米,另一包装着爆米花和炸豌豆!他打算在航行至锡兰途中以此为食,以保全自己的种姓。阿拉辛伽此前曾去过锡兰一次,他的同种姓之人曾试图为此给他制造麻烦,却未能得逞。这正是印度种姓制度中的一个可取之处——只要自己的同种姓之人不提出反对,他人便无权置喙。而就南印度的种姓而言——有的种姓全体不过五百人,有的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千人,范围如此狭小,以至于因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新娘,人们便娶自己的外甥女为妻!迈索尔最初引进铁路时,那些从远处赶来观看火车的婆罗门竟被逐出种姓!然而,阿拉辛伽这样的人,在这世上实属罕见——如此无私,如此勤勉,对上师如此虔诚,又是如此顺从的弟子,在世间确实极为难得。他是南印度人,头顶中央留着一束发髻,赤足,围着腰布(Dhoti),却登上了头等舱;他时而在甲板上踱步,饿了便嚼几粒爆米花和炸豌豆!船上的侍役一般将所有南印度人当作谢提(Chettis,即商人),说他们有的是钱,却在衣食上一分钱都不肯花!但侍役们认为,在我们的熏陶下,阿拉辛伽作为婆罗门的纯洁性正在受到污染。这倒是实情——因为南印度人与我们接触之后,确实会失去许多种姓方面的严格约束。
阿拉辛伽并未晕船。T__兄弟(Brother T__)起初稍感不适,如今已无碍。就这样,四天在种种愉快的谈话和闲聊中悄然而过。前方,是科伦坡。这里便是僧伽罗——楞伽(Lanka)。斯里·罗摩昌德拉(Shri Ramachandra)曾以架桥渡海的方式跨越至楞伽,并征服了其国王罗婆那(Ravana)。那座桥我已见过,在拉姆纳德(Ramnad)的塞图帕提大君(Setupati Maharaja)的宫殿中,我也见过那块石板,据说罗摩神首次将其祖先册立为塞图帕提(Setupati)时,正是站在这块石板上的。然而,这个时代已趋于精明老练的佛教锡兰人对此并不承认。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连这样的传说也没有。但他们的否认又能怎样?我们的"古书"难道还不够权威吗?再者,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僧伽罗(Sinhal),而拒绝称其为楞伽(在孟加拉语中"楞伽"亦指"辣椒")——又岂能怪他们?无论是言语、行事,还是性情与外貌,都毫无辛辣劲!身着长袍,梳着辫子,辫中还插着一把大梳子——一副女性装扮!且身材纤细,矮小柔弱,女性气十足。这些——竟是罗婆那和鸠摩迦尔纳(Kumbhakarna)的后裔!全然不像!传说他们是从孟加拉迁移而来的——迁得好。孟加拉那新出现的一种人——着女装、声音柔弱纤细、步履踌躇、不敢直视他人,打从出生便只会写情诗、历经相思离愁之苦——他们为何不去锡兰,在那里他们必能找到同类!政府难道还在沉睡?前不久他们在普里(Puri)大张旗鼓地拘押了一些人。为何不在首都本地搜罗一番,那里有许多值得逮捕遣送的!
曾有一位十分顽劣的孟加拉王子,名叫毗耶·辛哈(Vijaya Sinha),他与父亲反目,纠集了几个同类,扬帆出海,最终到达了锡兰岛。彼时,岛上居住着一支土著部落,其后裔今日被称为比杜因人(Bedouins)。土著国王极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他在那里安分地住了一段时日,随后某夜与妻子密谋,率领一群党羽,趁国王与贵族们不备,将他们悉数屠杀。毗耶·辛哈登上了锡兰王位。然而他的恶行并未就此终止。过了一段时间,他厌倦了土著王后,从印度召来更多人马和女子,另娶了一名叫阿努拉达(Anuradha)的女子,抛弃了他的第一任土著妻子。随后,他开始对土著全族赶尽杀绝,几乎将他们斩草除根,仅留下极少数残余,至今仍躲在山林丛莽之中。就这样,楞伽被称作僧伽罗,起初不过是一群孟加拉流氓的殖民地!
岁月流逝,在阿育王(Emperor Asoka)统治时期,他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和已受戒出家的女儿僧伽密多(Sanghamittā),作为宗教传教士来到了锡兰岛。到达之后,他们发现岛上百姓已沦为蒙昧之人,于是全身心投入其中,尽其所能地将他们重新带回文明之路;他们为其制定了良好的道德法规,并使他们皈依了佛教。锡兰人很快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并在岛屿中央建起一座大城,名为阿努拉达普拉姆(Anuradhapuram)。即便今日目睹这座城市的遗址,也令人叹为观止、哑然无声——巨大的窣堵坡(stupas),以及延伸数英里的残垣断壁,至今屹立;其中大部分已被尚未开垦的荒草野木所覆盖。剃发的僧侣和尼姑,手持化缘钵,身披黄色袈裟,遍布锡兰各地。各处巍峨的庙宇中供奉着佛陀的巨大塑像——有的是禅定(Dhyana)中的佛陀,有的是宣法说法的佛陀,有的是横卧的佛陀——那是进入涅槃(Nirvana)的状态。而锡兰人出于调皮,在寺庙墙壁上描绘了地狱中的景象——有人被鬼怪鞭笞,有人被锯开,有人被烧,有人被热油煎熬,有人被剥皮——整个场景令人毛骨悚然!谁能想到,这个宣扬"不杀生为最高美德"的宗教,竟能容纳如此惩处!中国亦是如此,日本也不例外。一方面在理论上大力宣扬不杀生,另一方面却设置了令人发指、见之胆寒的种种刑罚。曾有一贼潜入一位信奉不杀生之人的家中。家中的男孩们抓住了贼并痛打一顿。主人听到大嚷嚷,走上楼台,问清原委后喝道:"住手,孩子们,不要打他。不杀生是最高美德。"那群小小的不杀生信徒停止了殴打,问主人该如何处置这个贼。主人吩咐道:"把他装进袋子,扔进水里。"那贼对这般仁慈的处置感激涕零,双手合十道:"哦!主人的慈悲何其伟大!"我曾听说佛教徒是极为平和的人,对一切宗教同等宽容。佛教布道者来到加尔各答(Calcutta),用各种难听之词辱骂我们,尽管我们给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有一次,我在阿努拉达普拉姆向印度教徒——而非佛教徒——布道,且是在一片开阔的空地上,并非任何人的私有领地——这时,一大群佛教僧侣和居士、男男女女,敲锣打鼓、大声喧嚷地涌了出来,制造了一片巨大的骚乱。讲演当然被迫中止,险些酿成流血事件。我费尽口舌劝说那些印度教徒,说至少我们自己是可以实践一点不杀生精神的,哪怕对方不这样做。事情最终才和平收场。
泰米尔印度教徒从北方开始缓缓迁入锡兰。佛教徒在不利处境中被迫离弃首都,在山中另建了一座城市,名为坎迪(Kandy),这座城市不久也被泰米尔人夺走,他们在此拥立了一位印度教国王。随后,欧洲人大举而来——先是西班牙人,再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最终英国人占据了王位。坎迪的王室已被迁往坦贾武尔(Tanjore),以养老金和木兰塔尼拉萨木(Mulagutanni Rasam)维持生计。
在锡兰北部,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而在南部,佛教徒以及各种混血欧亚裔居多。佛教徒的主要据点是现今的首都科伦坡,印度教徒的中心则在贾夫纳(Jaffna)。这里的种姓限制远比印度宽松;佛教徒在婚嫁方面保有若干限制,但饮食方面全无禁忌,印度教徒在饮食上则稍有约束。锡兰所有的屠夫昔日皆为佛教徒;如今由于佛教的复兴,其人数正在减少。大多数佛教徒正在将英化的姓名改回本土名称。所有的印度教种姓已相互融合,形成了单一的印度教种姓,如同旁遮普的贾特人(Punjabi Jats),可以娶任何种姓的女子为妻——甚至欧洲女子也无妨。儿子走进庙宇,在额头点上三叉圣灰标记,口诵"湿婆,湿婆"(Shiva, Shiva),便成了印度教徒。丈夫可以是印度教徒,妻子却是基督徒。那位基督徒额上涂了些圣灰,口诵"那末·帕瓦提帕达耶"(Namah Parvatipataye,向湿婆的敬礼语),立刻便成了印度教徒,重归她的种姓。正是这一点让基督教传教士如此恼火。自从你们来到锡兰之后,许多基督徒将圣灰涂在头上,口诵"向湿婆致敬",皈依了印度教,回归了自己的种姓。不二论(Advaitavada)和英雄湿婆论(Vira-Shaivavada)是这里的主流宗教。这里的"印度教徒"一词被"湿婆信徒"所取代。斯里·柴坦尼亚(Shri Chaitanya)引入孟加拉的宗教舞蹈和圣名唱颂(Sankirtana),其渊源正在南方,在泰米尔民族之中。锡兰的泰米尔语是纯粹的泰米尔语,锡兰的宗教同样是纯粹的泰米尔宗教。那十万人的狂喜呼唱,那虔诚的颂湿婆(Shiva)赞美诗,千面姆里当加鼓(Mridangas,一种印度鼓)的轰鸣伴随着大铙钹的金属声响,那些遍身涂灰、两眼发红、身形健壮的泰米尔人,颈上挂着粗大的鲁德拉刹(Rudraksha)念珠项链,仿佛伟大的奉献者哈努曼(Hanuman)降临人间,疯狂起舞——若非亲眼目睹,实难想象这一情景。
我们在科伦坡的朋友已为我们办妥了登岸许可,因此我们登岸与友人相聚。库马拉·斯瓦米爵士(Sir Coomara Swami)是印度教徒中的首要人物:他的妻子是一位英国女士,他的儿子赤足、额上涂着圣灰。阿鲁纳恰拉姆先生(Mr. Arunachalam)及其他友人前来迎接我。久违之后,我终于品尝到了木兰塔尼(Mulagutanni)汤和嫩椰子。他们在我的舱室里放了几个青椰子。我拜访了希金斯太太(Mrs. Higgins),参观了她为佛教女孩开设的寄宿学校。我也参观了老相识卡诺瓦拉伯爵夫人(Countess of Canovara)的寺院和学校。伯爵夫人的住所比希金斯太太的更为宽敞华丽。伯爵夫人投入的是自己的钱,而希金斯太太则是靠募捐筹集资金的。伯爵夫人本人以孟加拉纱丽的方式穿着橘黄色粗布。我注意到,锡兰佛教徒对这种装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马车驶过,车中女性无不穿着同款孟加拉纱丽。
佛教徒最重要的圣地是坎迪的达拉达·马利伽瓦(Dalada Maligawa),又称"牙齿庙",内供佛陀的一颗佛牙。锡兰人说,这颗佛牙起初供奉于普里(Puri)的贾格纳特庙(Jagannath Temple),历经种种波折方才辗转来到锡兰,在锡兰同样颇费周折。如今它已安然保存。锡兰人保留了良好的自身历史记录,不像我们的——不过是一堆荒诞无稽的故事。佛教经典在此地以古代摩揭陀(Magadhi)方言完好保存。佛教正是从这里传播至缅甸、暹罗(今泰国)及其他国家。锡兰佛教徒只承认其经典中所记载的释迦牟尼(Shakyamuni),并努力遵循其教义。他们与尼泊尔、锡金、不丹、拉达克、中国和日本的人不同,不崇拜湿婆,也不知道崇拜塔拉女神(Tara Devi)等神祇的神秘真言(Mantras)仪式。但他们相信灵魂附体之类的事。佛教如今分裂为两派:北传和南传;北传自称大乘(Mahayana),南传则包括锡兰、缅甸、暹罗等,称为小乘(Hinayana)。大乘一派徒有其名地奉佛陀,其实际崇拜对象是塔拉女神(Tara Devi)和观世音(Avalokiteshwara,日本、中国和朝鲜人称之为"观音");各种神秘仪轨与真言(Mantras)大行其道。西藏人才是真正的湿婆信徒。他们全都崇拜印度教诸神,击打达玛鲁鼓(Damaru,一种形如沙漏的手鼓),持有骷髅头骨,以已故僧侣的骨骸制成号角吹奏,嗜好酒肉,并常以神秘咒语驱鬼治病。在中国和日本,我所见到的所有寺庙墙壁上,都以大号金字书写着各种单音节真言,这些字体与孟加拉字体如此相近,你一眼便能辨认出其相似之处。
阿拉辛伽从科伦坡返回马德拉斯,而我们也重新登上船只,带上了库马拉·斯瓦米果园赠送的几颗柠檬、几个嫩椰子和两瓶糖浆等礼物。(神祇伽尔底基耶[Kartikeya]有苏布拉曼亚[Subrahmanya]、卡玛拉·斯瓦米[Kamara Swami]等多种名号。在南印度,对这位神祇的崇拜极为盛行;他们视迦尔底基耶为神圣咒语"唵"(Om)的化身。)
船于6月25日清晨离开科伦坡。此后,我们将直面完整的季风。船行越深,风暴越烈,风声越是呼啸——大雨瓢泼不止,四野昏暗如墨;巨浪以震耳欲聋的轰鸣拍上甲板,令人根本无法在甲板上停留。餐桌被纵横交错的木条隔板——称作"防滑档"(fiddle)——分成若干小格,食物正从格子里跳将出来。船体嘎吱作响,仿佛随时要解体。船长说:"唉,今年的季风似乎格外猛烈。"船长是个极有趣的人,曾在中国海和印度洋上度过了许多年;是个极能逗乐的人,讲起离奇故事来很有一套。他讲了无数关于海盗的故事——中国苦力如何杀掉船上的官员、洗劫整艘船后逃之夭夭——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故事。也没有别的事可做,因为如此剧烈的颠簸之中,读书写字皆无从谈起。在舱室里坐着也是极不舒适的;窗户已关紧,以防浪花涌入。有一天,T__兄弟(Brother T__)将窗户微微开了一道缝,一截浪花便乘虚而入,将整间舱室淹了!在甲板上那颠簸摇晃之中,又有谁能描述个所以然来!就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下,请诸位记住,为《觉醒》(Udbodhan)所做的工作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
船上有两位基督教传教士乘客,其中一位是美国人,带着一家老小——一个非常好的人,名叫博盖什(Bogesh)。他结婚七年,膝下已有六个子女。侍役们说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尽管孩子们也许另有看法。博盖什太太在甲板上铺开一张简陋的床铺,将所有孩子安置其上,便自顾离去。孩子们弄脏自己,在甲板上滚来滚去,嚎啕大哭。甲板上的其他乘客无不如履薄冰,走动时唯恐踩到博盖什的哪个孩子。博盖什夫妇把最小的婴儿放在一个高边方形篮子里,自己则在角落里相依而坐,一坐就是四个钟头。欧洲文明实在令人难以欣赏。若我们在公共场合漱口或刷牙——他们便说这是野蛮行为,此类事应在私下进行。好吧,但我要反问你,如上所述的那种行为,在公共场合是否同样应该避免?而你们还在追捧这种文明!不过,若不亲眼见识新教教士,便无从理解新教对北欧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倘若届时有一千万英国人丧生,仅存教士,二十年后又将繁衍出一千万人来!
由于船只的颠簸,大多数乘客都在头痛。一个名叫图图尔(Tootle)的小女孩随父亲同行;她的母亲已不在人世。我们的尼韦迪塔(Nivedita)已然成了图图尔和博盖什孩子们的母亲。图图尔跟随在迈索尔种植园工作的父亲长大。我问她:"图图尔,你好吗?"她回答说:"这个平房(Bungalow)太差劲了,晃动得很厉害,把我晃得难受。"在她看来,凡是房子都叫平房。博盖什有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照料尤为不足;可怜的小家伙整天在木甲板上翻滚。年迈的船长时不时从船舱里走出来,用汤匙喂他几口汤,指着那双细长的腿说:"多么羸弱的孩子——被忽视成什么样了!"
许多人渴望永恒的幸福。但若幸福是永恒的,苦难也将是永恒的,请想想看。若是那样,我们又岂能到达亚丁!幸好无论幸福还是苦难都非永恒;因此,尽管我们六天的行程拖延成了十四天,日夜都在搏击猛烈的风雨之中,我们终究还是到达了亚丁。我们从科伦坡愈行愈远,风雨愈来愈猛,天空仿佛化为一片汪洋,风浪愈发狂暴;船只在如此风浪中几乎无法前行,航速被减半。在索科特拉岛(island of Socotra)附近,季风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船长说,这里是季风的中心,一旦穿越此处,水面便会逐渐平静下来。果然如此。这场噩梦也就此告终。
8日傍晚,我们抵达了亚丁。无论白人黑人,皆不得上岸,任何货物也不得装载上船。这里也没有多少值得一看的风物。入目皆是连绵的荒沙,与拉贾普塔纳(Rajputana)颇有几分相似,寸草不生,山上不见一棵树木。山间有堡垒,山顶是士兵营房。前方可见弧形排列的旅馆和商铺,从船上即可望见。许多船只停泊在锚地。一艘英国军舰和一艘德国军舰驶入港口;其余的则是货船或客轮。上次我曾游览过这座城市。山峦背后是本地营房和集市。离此几英里处,山侧凿有大型蓄水坑,积蓄雨水。昔日,那是唯一的水源。如今,人们以机器蒸馏海水,取得优质的淡水,但价格颇为昂贵。亚丁俨然是一座印度城镇的翻版——印度平民与军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里有不少帕西商人和信德商人。亚丁是一座极为古老的城市——罗马皇帝君士坦修(Constantius)曾派遣一批传教士来此传播基督教。随后,阿拉伯人奋起,将这些基督徒尽数杀戮,于是罗马皇帝向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国王——一个早已信仰基督教的国度——请求予以惩处。阿比西尼亚国王遂发兵,严厉惩处了亚丁的阿拉伯人。此后亚丁落入波斯萨马尼德(Samanidi)王朝之手。据说正是他们最先开凿了那些用于蓄水的洞穴。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亚丁又转入阿拉伯人手中。过了一段时间,一位葡萄牙将领企图攻占此地,但未能成功。随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将此地辟为海军基地,意图将葡萄牙人驱逐出印度洋。
亚丁再度落入附近阿拉伯统治者之手。此后,英国人将其购置,建起了现在这座城市。如今,列强的战舰游弋于世界各地,每一个国家都想在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动乱中插手一脚。每个国家都想捍卫本国的霸权、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因此,它们随时随地都需要补充煤炭。战时无法从敌国取得煤炭供给,每个强国便都要拥有自己的补给站。条件最好的地点已被英国人捷足先登;法国人得到了次优之处;其后,其他欧洲列强或以武力,或以购置,或以友好谈判的方式,已经或正在为自己争取各自的据点。苏伊士运河现在是欧亚之间的纽带,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因此英国在亚丁已建立起极为稳固的地位,其他列强也各自在红海沿岸设立了基地。有时这种对土地的贪欲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意大利在异族铁蹄下蹂躏了七个世纪,历经千难万苦后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刚一自立,便开始自我膨胀,萌生了对外征服的野心。在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侵占他国的土地;因为所有列强会联合起来将入侵者击溃。在亚洲,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等大国也已将大部分土地占尽。如今只剩下非洲的少数地块,意大利的目光便投向了那里。她首先试图在北非建立立足点,却遭到法国的反对而作罢。随后英国将红海沿岸的一块土地赠予意大利,其醉翁之意在于,希望意大利能以此为据点,将阿比西尼亚领土纳入囊中。意大利也出兵进攻。然而阿比西尼亚国王马纳里克(Manalik)给了她迎头痛击,意大利溃不成军,狼狈逃出非洲。况且,据称俄国基督教与阿比西尼亚基督教颇为相近,俄国沙皇骨子里是阿比西尼亚的盟友。
如今,我们的船正穿越红海。那位传教士说:"这便是红海,犹太领袖摩西(Moses)率众徒步越过此处。埃及法老王所派遣追击的军队则沉没于此海,战车的车轮深陷泥中"——恰如《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故事中迦尔纳(Karna)的车轮。他进一步说,这如今已可从现代科学角度加以证实。如今,各国都流行以科学论证来为宗教奇迹背书。我的朋友,若这些现象是自然力量的产物,那么你们的神"耶和华"(Yave)又从何介入?这真是一个两难困境!——若这些奇迹与科学相悖,那便不过是神话,你们的宗教也就是虚假的。即便这些奇迹能得到科学的支撑,你们的神也不过是多余的存在,它们不过和其他自然现象无异。对此,博盖什牧师回答说:"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我一概不懂,我只是相信。"这尚可接受——这种态度是可以容忍的。然而有一类人,对批评他人的观点、陈述反驳论据极为积极主动,但涉及自身时,却只会说:"我只是相信,我的内心证明了其真实性。"这类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呸!他们的理智又有多少分量?分文不值!他们对别人的宗教信仰大加批判,斥为迷信——尤其是那些遭欧洲人唾弃的信仰——而对他们自身,则臆造出种种关于神明的奇幻概念,并为之激动不已、神魂颠倒。
船只稳稳地向北行驶。这红海两岸曾是古代文明的伟大中心。彼岸是阿拉伯沙漠,此岸便是埃及——古老的埃及。数千年前,这些埃及人从蓬特(Punt,可能即马拉巴尔海岸)出发,横渡红海,不断扩展其疆域,直至到达埃及。他们的国力、领土与文明的扩展是何等壮阔。希腊人便是以他们为师。他们君王的壮观陵墓——金字塔,塑有狮身人面像的雕刻,甚至他们的遗体,至今保存完好。这里曾经生活着古埃及人民,他们卷曲的头发、耳上的环饰,穿着洁白的腰布而不将一端束于背后。这便是埃及——那令人难忘的历史舞台,希克索斯人(Hyksos)、法老(Pharaohs)、波斯皇帝、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托勒密王朝(Ptolemies),以及罗马和阿拉伯征服者,皆曾在此粉墨登场。数千年前,他们在莎草纸上、石板上以及陶器侧面用象形文字留下了详尽的历史记载。
这片土地崇拜着伊西斯(Isis),荷鲁斯(Horus)在此兴盛。据这些古埃及人的观念,人死之后,其灵体仍游荡于世;但对遗体造成的任何伤害都会殃及灵体,遗体的毁灭意味着灵体的彻底消亡。因此,他们极尽努力保存遗体。这便是国王和皇帝金字塔的由来。那是何等繁复的设计,耗费了多少人力——然而终究是一场徒劳!受财宝的引诱,盗墓者挖开了金字塔,穿透了迷宫的重重秘密,盗走了王室的遗体。这并非今人所为——这是古埃及人自己的所作所为。大约五六百年前,犹太和阿拉伯的医生认为这些干枯的木乃伊具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并将其作为药方开给遍布欧洲的病人。至今或许仍有人将其视为伊斯兰医学(Unani)和希腊医学(Hakimi)中真正的"穆米亚"(Mumia)而用于治疗!
在托勒密王朝(Ptolemy dynasty)统治时期,阿育王曾向埃及派遣传教士。他们布道讲法,治病救人,以素食为生,过着梵行(Brahmacharya)的独身生活,并收游方僧(Sannyasin)弟子。他们创立了多个教派——治疗派(Therapeutae)、爱色尼派(Essenes)、摩尼教派(Manichaeans)等;现代基督教正是从这些教派中兴起的。正是埃及,在托勒密统治下成为一切学问的摇篮。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以其大学、图书馆和文人学士闻名于世——然而这座亚历山大城落入愚昧偏执、粗野蛮横的基督徒之手,惨遭破坏,图书馆被付之一炬,文明学术横遭扼杀!最终,基督徒杀害了女学者许帕提娅(Hypatia),对其遗体施以种种残忍的凌辱,将其拖曳于街道之上,直至骨上全无一丝肉身!
南方,是英雄的摇篮——阿拉伯沙漠。你可曾见过一位身披长袍、头戴大头巾并以一束毛线绳束固的贝都因阿拉伯人?——那种步态,那种伫立的姿态,那种眼神,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从寻见。从头到脚,散发着无垠旷野的自由气息——那便是阿拉伯人。当基督徒的偏执与哥特人(Goths)的野蛮将古希腊罗马文明熄灭之时,当波斯用一层又一层的金箔遮掩内在的腐朽溃烂之时,当印度华氏城(Pataliputra)与乌阇衍(Ujjain)的辉煌巨日已然西沉,只剩下若干愚昧的暴君统治,国内可怖的淫邪风气与纵欲崇拜的腐败之毒溃烂蔓延之时——当世界处于如此境地之时,这个微不足道、半开化的阿拉伯民族,如闪电般席卷了整个地球。
那里,看见一艘从麦加开来的蒸汽船,满载着朝圣者;瞧——着欧式服装的土耳其人、穿半欧式服装的埃及人、身着伊朗衣饰的叙利亚穆斯林,以及穿着及膝短布的纯粹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Mohammed)时代之前,围绕卡巴(Cabba)神庙裸身绕行本是习俗;自他那个时代起,便须以布帛裹身。正因如此,我们的伊斯兰教徒松开腰带的绳结,让衣物垂至脚踝。那个属于阿拉伯人的时代已然远去。卡菲尔人(Kaffir)、西迪人(Sidi)和阿比西尼亚人血脉的不断涌入,已改变了他们的体格、活力——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已彻底失去昔日的荣光。生活在北方的阿拉伯人是土耳其国家的安分公民。但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却憎恶土耳其人,喜爱阿拉伯人。他们说,阿拉伯人善于接受教育,彬彬有礼,不那么惹麻烦,而真正的土耳其人则对基督徒多有压迫。
沙漠虽然酷热,但这种热并不令人萎靡消沉。只要护好身体和头部,便无大碍。干热不仅不令人萎靡,反而有显著的振奋强健之效。拉贾普塔纳(Rajputana)、阿拉伯和非洲的人民正是明证。马尔瓦尔(Marwar)某些地区,人、牛、马,无一不是体格强壮、高大魁梧。观看阿拉伯人和西迪人是一种享受。湿热之地,如孟加拉,人的体质极为萎软,各种动物也都体质孱弱。
红海之名本身便令乘客们心生恐惧——此海酷热难耐,尤以夏季为甚,正如眼下这般。众人皆坐于甲板之上,各自依照所知,讲述着某些可怖事故的故事。船长更是技压群雄。他说,就在数日前,一艘中国军舰正通过红海,船长和八名在煤舱工作的水手皆因酷热而丧命。
确实,在煤舱劳作的人,首先要站在一个烈焰蒸腾的坑中,加之红海的可怖高温,有时会使人神志失常,冲上甲板,纵身跳入海中溺毙;有时也会在机舱中活活热死。
这些故事足以令我们险些魂飞魄散。幸运的是,我们所经历的酷热并不算太甚。海风非但未从南方吹来,反而从北方徐徐送来,那是地中海的清凉海风。
7月14日,轮船穿越红海,抵达苏伊士(Suez)。前方便是苏伊士运河。轮船载有运往苏伊士的货物。然而,埃及如今正遭受鼠疫肆虐,我们或许也携带着病菌。因此双方都面临传染的风险。这里为防止相互接触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与我们国家的那些相比,真是判若云泥。货物必须卸载,但苏伊士的苦力不得接触轮船。这给船上的水手们带来了相当多的额外麻烦。他们不得不充当苦力,用起重机吊起货物,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置到运往岸上的苏伊士小船上。公司的代理人乘坐一艘小汽艇来到船边,却不得登船。他在小艇上与站在自己船上的船长交谈。须知,这里不是印度,白人不在鼠疫管制和一切限制之外——这里是欧洲的起点。所有这一切预防措施,都是为了防止鼠疫通过老鼠侵入这一方净土。鼠疫病菌的潜伏期为十天,因此隔离期为十天。而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期限,因此这一劫难对我们而言已然化解。但只要我们一旦接触任何埃及人,便将被再次隔离十天。届时,无论是那不勒斯还是马赛,皆无乘客可以上岸。因此,一切工作都在保持距离、避免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由此,以这种缓慢的方式卸完货物,将耗费他们整整一天的时间。若备有探照灯,轮船原本可以轻松在夜间通过运河;但若安装探照灯,苏伊士的工人便须接触轮船——结果便是十天的隔离。因此,轮船不能在夜间起航,我们只得在苏伊士港停留整整二十四小时!这是一座极为美丽的天然港湾,几乎三面被沙丘环绕,水深亦相当可观。港中无数鱼类和鲨鱼游弋其间。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地方像这座港口和澳大利亚悉尼港一样鲨鱼如此之多——它们随时准备将人吞噬!无人敢下水。人类对蛇和鲨鱼也是深恶痛绝,一旦遇见,决不轻易放过。
早饭之前,我们便得知有大鲨鱼在船后游荡。我以前从未有机会见过活着的鲨鱼——上次来访时,轮船在苏伊士停靠的时间极短,且停靠位置紧靠城镇。一听说有鲨鱼,我们立即赶往现场。二等舱位于船尾,甲板上聚满了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人人俯身探过栏杆,争睹鲨鱼。然而,我们出现的时候,那些鲨鱼朋友已游到了稍远之处,大大扫了众人的兴。不过,我们注意到成群的嘴巴形似鸟嘴的鱼在水中游弋,另有一种极微小的鱼数量极为丰富。不时有一条大鱼——与鲱鱼颇为相似——如箭一般穿梭往来。我以为它可能是幼鲨,一打听方知并非如此。它的名字叫鲣鱼(Bonito)。我以前自然读到过它,也读到过它从马尔代夫(Maldives)以干鱼的形式装载于大船上运往孟加拉。此外,据说其肉色鲜红,味道极为鲜美。如今,亲眼目睹它的生机与速度,我们颇感欣慰。如此大的鱼竟如箭般划破水面,而在那如镜的海水中,它身体的每一个动作都清晰可辨。我们就这样观看着鲣鱼的盘旋游弋和小鱼的不停涌动,足足有二十分钟乃至半个钟头。半小时——四分之三小时——我们几乎已感倦意,这时有人高声宣布——它来了。约有十余人齐声喊道:"它来了!"抬眼望去,我发现不远处,水面以下六七英寸深处,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朝我们移来。那东西渐渐逼近。巨大而扁平的头部清晰可见;它的移动是那样威重,全无鲣鱼那般迅疾的轻灵。但它一旦转动头部,便画出一道大弧线。一条巨鱼;庄严地向前逼来,前方有一两条小鱼开路,一群更小的鱼则在它背上和周身嬉戏翻腾。其中几条紧贴在它的颈部。这便是你们的鲨鱼,携带着它的随从和护卫。走在它前面的鱼被称为领航鱼(pilot fish)。它们的职责是为鲨鱼引领猎物,或许可以从鲨鱼的猎食残余中分得一杯羹。但当人们目睹鲨鱼那令人胆寒的大嘴一张之时,未免怀疑它们能否如愿。在鲨鱼周围游弋并爬上其背的,是"吸盘鱼"(suckers)。在它们胸部有一块扁平的圆形区域,约四英寸乘二英寸大小,上面布满了沟槽纹路,颇似许多英国鞋的橡胶鞋底。这块区域贴附在鲨鱼身上便会吸住;因此看上去仿佛骑在鲨鱼的身上和背部。据说它们以鲨鱼身上生长的虫子为食。鲨鱼总是带着这两类鱼的随从。它从不伤害它们,或许将其视为自己的跟从和同伴。有人用一根小钩和鱼线钓起了其中一条。有人用鞋底轻轻压住它的胸部,再抬起脚时,那鱼便也跟着粘了上来。它吸附在鲨鱼身上,便是这个道理。
二等舱的乘客们热情高涨,全都摩拳擦掌。其中一位是军人,其热情更是无以复加。他们搜遍整艘船,找到了一个大铁钩——其尺寸可与孟加拉打捞掉入井中的水桶所用的钩子相媲美。他们用一根粗绳将约两磅猪肉紧紧绑在上面,再系上一条粗缆绳。距钩子约六英尺处,附上一大块木头充当浮标。随后将带浮标的钩子投入水中。轮船停靠以来,一艘警务小艇一直在船下守候,以防我们与岸上的人员发生任何接触。船上有两名安然熟睡的阿拉伯人,令乘客们颇为鄙夷。此刻,他们倒成了好帮手。被震天的喊声惊醒,那位阿拉伯朋友揉了揉眼睛,站了起来。他误以为有什么麻烦,正准备撩起长袍,才弄明白这番大呼小叫不过是请求他用一根竿子将那块充当浮标的木头——连同那枚用于钓鲨鱼的钩子——推远一些。他这才如释重负,咧嘴大笑,用一根竿子将浮标推到了一段距离之外。而我们则踮起脚尖,俯身探过栏杆,急切地等待着那条鲨鱼——"以焦灼的眼神守候着它的到来"(出自孟加拉著名梵文诗人贾亚戴瓦[Jayadeva]的诗句);而凡是被人翘首以盼的,往往会让人失望——换言之,"那位意中人始终未曾现身"。然而一切苦楚终有尽头,突然间,在距轮船约百码之处,一个形似水夫皮袋却大得多的东西浮出水面,立时传来一片喧嚷:"鲨鱼来了!""安静,小子们和姑娘们!——鲨鱼会跑掉的。"——"喂,你们那几位,先把白帽子摘了!——鲨鱼会受惊的。"——就在这样的喊声此起彼伏之际,这位咸海的居民如同扯满风帆的船一般疾速冲来,意图吞食那挂在钩上的猪肉。还差七八英尺,鲨鱼的大嘴便将触及鱼饵。然而那巨大的鱼尾轻轻一摆,笔直的冲势化为了一道弯曲。唉,鲨鱼拐了弯!鱼尾再次微微一摆,那庞大的身躯掉转过来,正对着鱼钩。它再度冲来——张开大嘴,眼看就要咬住鱼饵!那该死的鱼尾再次一摆,鲨鱼又兜了一个大圈子游了出去。它再次绕圈扑来,再次张开了嘴;看哪,它已将鱼饵含入口中,瞧,它正侧翻身体;是的,它已吞下了鱼饵——拉,拉,四五十人一齐拉,使出浑身力气拉!这条鱼的力气何等惊人,它挣扎得何其猛烈,它张口的幅度又是何其宽大!拉,拉!它即将浮出水面,它在水中翻滚,再次侧身翻转,拉,拉!唉,它挣脱了鱼饵!鲨鱼溜了。当真是一群急性子!竟不能多给它一些时间将鱼饵吞咽进去!就在它刚刚侧翻的一刻,便急不可耐地拉了起来!然而覆水难收,悔之何益。鲨鱼摆脱了鱼钩,干净利落地逃之夭夭。它浑身带着黑色条纹,活脱脱一只老虎。然而这只"老虎",为了躲开危险的鱼钩,带着它的领航鱼和吸盘鱼随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也无须就此绝望,因为就在那条撤退的"老虎"旁边,另一条鱼正游弋而来——一个头部宽大扁平的庞然大物!唉,鲨鱼没有语言!否则,"老虎"必定会将这个秘密和盘托出,向来者发出警告。它必然会说:"喂,我的朋友,那里有危险,小心了——那里来了一种新奇的生物,其肉鲜美可口,然而那骨头,真是硬得要命!唉,我生为鲨鱼,在这一行混了这许多年,吞噬了无数活的、死的、半死不活的东西,肚子里填满了各种骨头、砖块、石头和木料;可与这些骨头相比,它们不过是块黄油罢了,我告诉你。你瞧瞧我这牙齿和下颌变成了什么样子。"与此同时,它必定还会向来者展示那几乎延伸至半个身体的巨大血盆大口。而那位同伴,凭借老成持重的经验,也必定会开出一剂什么鱼的胆汁、什么鱼的脾脏、牡蛎清汤之类万无一失的海洋药方。然而既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要么鲨鱼实在缺乏语言表达的能力,要么它们或许有语言,只是在水下无法开口交谈;因此,在找到适合鲨鱼使用的文字之前,那种语言便无从使用。或者,"老虎"与人类接触过多,沾染了一点人类的习气,因此非但没有说出实情,反而对"扁头"(Flat-head)笑着寒暄了几句,然后道了别:"难道只有我一个人上当受骗?"
孟加拉诗中有云:"先是巴吉拉塔(Bhagiratha)吹着海螺走在前面,恒河随后姗姗而来。"当然,这里没有海螺声,但领航鱼在前方开路,"扁头"摇摆着庞大的身躯紧随其后,吸盘鱼则在其周身嬉戏翻腾。啊,面对如此诱人的鱼饵,又有谁能抵挡得住?方圆五码之内的海面上,漂浮着一层油脂的光膜,至于那香气散逸了多远,那便只有"扁头"自己才知道了。况且,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白的、红的、黄的——聚于一处!那是正宗的英国猪肉,捆扎在一个巨大的黑色鱼钩上,在水下随波晃动,诱人之极!
大家肃静——不要走动,切勿操之过急。但须留意紧靠缆绳。瞧,它正游近铁钩,细嗅着鱼饵,将其衔入口中!任它去吧。噤声——它已翻转身子——看,它正整口吞咽!安静——让它从容吞下。就这样,那条"扁头"悠然侧身,将鱼饵全数吞入腹中,正欲扬长而去,猛然间绳子从后拉紧!"扁头"大惊,猛地一甩头,意欲抖落鱼饵,却愈弄愈糟!铁钩深深刺入其颚,船上老少,皆拼力拉扯缆绳。瞧,鲨鱼的头已探出水面——拉啊,兄弟们,使劲拉!好,鲨鱼半截身子已离开水面!天哪,那是何等的血盆大口!通体几乎尽是利口与巨喉!继续拉!啊,整条鱼身已腾出水面。铁钩已将它的双颚洞穿——继续拉!等一等,慢着!——喂,那位阿拉伯警务水手,能不能用绳子捆住它的尾巴?——这怪物体型太大,否则实难拖上来。小心,兄弟,那条尾巴抽打一下,足以折断马腿!继续拉——哦,真重!天老爷,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挂在鲨鱼腹下的不是内脏吗!它自身的重量竟将内脏迸了出来!好,把它们割断,让它们落入海中,这样重量便轻了。继续拉,兄弟们!哦,鲜血如泉涌出!不,衣服是保不住了。拉啊,已经快够到了。现在,把它放上甲板;小心啊,兄弟,千万当心,它若向人冲来,能将整条手臂咬断!还有那条尾巴也要当心!现在,松开绳子——"咚"的一声!天哪!好大一条鲨鱼!砸落甲板时震天动地!唔,凡事不可大意——用那根横梁打它的头——喂,那位军人,您是军人,这事非您莫属。——"正是。"那位军旅乘客浑身衣物血迹斑斑,举起横梁,奋力向鲨鱼头部猛击。女眷们则不停地尖叫:"哦天哪!太残忍了!不要杀它!"诸如此类,却丝毫没有停止观看的意思。这令人不忍卒睹的场面就此打住。至于如何剖开鲨鱼腹部,血流如何滂沱,那怪物在内脏与心脏被取出、身体被肢解之后如何长时间仍在颤动挣扎,其胃中如何涌出一堆骨头、皮肉与木片——这些话题就此略过。只需说,那一天我的饭食几乎被毁了——处处弥漫着那条鲨鱼的腥臭。
苏伊士运河是运河工程学上的一大壮举,由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勒塞普斯主持开凿。它将地中海与红海贯通,极大地便利了欧洲与印度之间的商业往来。
在从远古至今推动人类文明走向现状的一切因素之中,印度的商业贸易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自太古以来,印度在土地肥沃与工商百业方面便独步天下。直至一个世纪之前,全世界对棉布、棉花、黄麻、靛蓝、紫胶、稻米、钻石与珍珠等物的需求,无不取给于印度。此外,织金锦等精美丝织品与毛织品,举世他国皆无法与印度相媲美。再者,印度历来是丁香、豆蔻、胡椒、肉豆蔻、肉豆蔻皮等各种香料的出产之地。因此自远古以来,无论哪个时代何国文明兴起,皆仰赖印度提供这些物产。这一贸易通行两条干路——其一经由陆路,穿越阿富汗与波斯;其二经由海路,穿越红海。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曾派遣一位名叫涅阿科斯的将军前去探索一条经由印度河口、横渡大洋、穿越红海的海上航路。古代国家如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的富庶,在何等程度上有赖于印度的商贸往来,大多数人对此懵然无知。罗马衰亡之后,伊斯兰版图中的巴格达,以及意大利的威尼斯与热那亚,成为印度商贸的主要西方集散地。当土耳其人征服罗马帝国、截断意大利人通往印度的贸易通道之后,西班牙人或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bal Colon)试图横越大西洋另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结果导致美洲大陆的发现。哥伦布即便抵达美洲,仍未能摆脱那里就是印度的错觉。因此,美洲土著时至今日仍被称为印第安人。在吠陀经典中,我们发现印度河兼有"辛度"(Sindhu)与"印度"(Indu)两个名称;波斯人将其转化为"Hindu",希腊人转化为"Indus",由此衍生出"India"(印度)与"Indian"(印度人)两词。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Hindu"一词渐趋贬义,含有"肤色黝黑之人"的意思,一如"native"(土著)一词在今日所承载的含义。
与此同时,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印度的财富向葡萄牙人展开了笑颜——其后轮到法国人、荷兰人、丹麦人与英国人。印度的商贸、印度的税收乃至一切,如今尽归英国人掌控;正因如此,英国今日执各国之牛耳。然而如今,棉花等印度物产已在美洲等地比印度本土种植得更为出色,印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对此欧洲人并不乐于承认。"土著"的印度,竟是他们财富与文明的主要来源与基础——这一事实,他们拒绝承认,甚至拒绝理解。而我们也绝不应停止将此事实揭示给他们看。
试想,印度那些被忽视的下层阶级——农民、织工及其他劳苦大众,他们被外族征服,为本国同胞所轻视——正是他们,自太古以来默默劳作,甚至连应得的报偿也未曾获得!然而,顺应自然法则,普天之下,多少惊天大变,正在缓缓发生!国家、文明与霸权,皆在历经沧桑巨变。印度的劳苦大众啊,正是你们默默无闻、坚忍不拔的劳动所结下的硕果,使得巴比伦、波斯、亚历山大、希腊、罗马、威尼斯、热那亚、巴格达、撒马尔罕、西班牙、葡萄牙、法国、丹麦、荷兰与英国,相继登上权势与荣耀的巅峰!而你们呢?——唉,又有谁肯记挂你们!我的斯瓦米(Swami)啊,你们的祖先写了几部哲学著作,撰了十来部史诗,或建了若干神庙——仅此而已,却要欢呼雀跃、振臂高呼;而那些以心血浇灌世界一切进步的人——唉,又有谁肯称颂他们?征服世界的精神英雄、战争英雄与诗歌英雄,举世瞩目,备享人类的顶礼膜拜。然而那些无人问津之处,无人给予一句鼓励之语,人人嫌弃厌恶之所——生活于这般境遇之中,展现出无穷的忍耐、无限的爱心与无畏的实干精神,我们的无产者日日夜夜在家中尽职尽责,毫无怨言——难道这不是英雄气概?许多人在肩负重任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即便是懦夫,也能轻易舍命;即便是最自私之人,在众人的喝彩声中,也能表现出无私忘我的一面;然而有福之人,是那些在微不足道、无人察觉的小事中,同样展现出无私与尽职精神的人——而你们,正是这样做着的,印度那永遭蹂躏的劳苦大众!我向你们致敬。
苏伊士运河也是一件久远古迹。在埃及法老统治时期,多处泻湖曾经由水道彼此相连,形成一条贯通两海的运河。罗马帝国统治埃及时期,亦曾数度设法保持该水道的畅通。其后,伊斯兰将领阿姆鲁征服埃及之后,挖除淤沙,改变了其中若干面貌,使之几乎脱胎换骨。
此后,再无人对其多加关注。现今的运河由埃及总督、土耳其苏丹藩臣赫迪夫·伊斯梅尔依照法国的建议、主要借助法国资本主持开凿。这条运河的难处在于,由于穿越沙漠,一再被流沙填塞。每次只能通过一艘中等大小的商船,据称特大型军舰或商船永远无法通行。现今,为防止进出两方向的船只相互碰撞,整条运河被划分为若干区段,每一区段两端均设有宽阔水域,可供两三艘船只同时锚泊。总管处设于地中海入口处,各区段均设有站所,一如铁路车站。船只一旦进入运河,消息便不断电传至总管处,并将多少船只进港、多少船只出港及各船所处位置等情况——电报标注于一幅大地图之上。为防止船只正面相遇,任何船只未经许可不得离开任何站所。
苏伊士运河在法国人手中。虽然运河公司的多数股份如今已为英国人所持有,然而依照政治协议,全部管理权仍归法国人掌握。
而今,地中海就在眼前了。除印度之外,再没有比这里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了。亚洲、非洲与古代文明在此落幕终结。一种举止习俗与生活方式就此消逝,另一种风貌气质、饮食服饰、风俗习惯就此开始——我们踏入欧洲。不仅如此,这里也是那场历史性色彩、种族、文明、文化与风俗大融汇的中心——这一融汇绵延数百年,催生了现代文明。那个宗教与文化、文明与卓越武功,在今日将全球笼罩的,正是在环地中海的这片区域诞生的。南方,是极为遥远古老的埃及,雕塑艺术的诞生地——物产丰饶,食物充裕;东方,是小亚细亚,腓尼基人、非利士人、犹太人,以及英勇的巴比伦、亚述与波斯诸文明的古老竞技场;北方,则是人类奇迹——希腊人——在远古时代曾经繁盛的土地。
好了,斯瓦米,你已经听够了各地的山川河海——现在来听一点古史吧。这些古代的编年史极为奇妙;并非虚构,而是真实——人类的真实历史。这些古代国家几乎永远沉埋于遗忘之中——人们对它们所知甚少,几乎全然出自古希腊历史学家那些颇为怪异的著述,或是那部名为《圣经》的犹太神话中的神奇描述。而今,古代石块、建筑、厅堂与砖瓦上的铭文,以及语言学分析,正以滔滔雄辩诉说着那些国家的历史。这一讲述方才刚刚开始,然而即便如此,已经发掘出最令人叫绝的传奇故事,不知将来还会有怎样的发现?各国的大学者们日以继夜地苦苦钻研一块岩石铭文或一件残破器皿、一座建筑或一块砖瓦,从中发掘那些沉埋于遗忘深处的古代故事。
当伊斯兰领袖奥斯曼占领君士坦丁堡,伊斯兰的旗帜在整个东欧凯旋飘扬之时,古希腊人的那批书籍与学术文化——原本由其后嗣中那些无权无势者秘密保存——随着撤退希腊人的脚步,流传至西欧各地。虽然长期处于罗马的统治之下,希腊人在学术文化方面依然是罗马人的师表。以至于由于希腊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圣经》以希腊文写就,基督教得以在整个罗马帝国取得立足之地。然而我们称之为"雅典人"(Yavanas)的古希腊人,欧洲文明的最初导师,其文化的顶峰早在基督徒出现之前已然达到。自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来,他们全部的学术文化便归于熄灭。然而正如先人某些文化至今仍保存于印度教家庭之中,基督教希腊人亦如此;这些书籍辗转流传至全欧各地。正是这一点,给了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及其他民族文明的最初推动力。学习希腊语言与希腊艺术蔚然成风。他们起初将那些书中的一切兼收并蓄,尽行消化。其后,随着自身智识的日渐启蒙,科学的逐步发展,他们开始对那些书籍的年代、作者、内容与真实性等问题展开研究考证。除基督徒的经典外,对非基督教希腊人的一切书籍发表自由见解,没有任何限制,由此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那便是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之学。
举例而言,某书中记载某一事件发生于某一特定日期。然而仅凭有人曾在书中如此记述,便必须视为确凿无误吗?尤其是那些时代的人们,素有凭想象记叙诸多事物的习惯;况且他们对自然界乃至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知识极为匮乏。凡此种种,令人对书中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严重疑问。再举一例,假设某位希腊历史学家记载,于某一特定日期,印度有一位名叫旃陀罗笈多的国王在位。若印度典籍亦在同一年代提及此王,则此事在相当程度上便得以证实。若能发现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铸造的几枚钱币,或一座含有关于他记载的同时代建筑,则此事的真实性便可得到确保。
又设另一部书记载某一事件发生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而书中提及一两位罗马皇帝的方式,不可视为后世插入——那么此书便被证明并非属于亚历山大时代。
再说语言。任何语言都随时间推移而有所演变,作者亦各有其独特的文风。若某书中忽然插入一段与主题毫无关联、文风与作者迥异的叙述,便极易被怀疑为后人添入。由此,一门通过质疑、检验与多方求证来鉴定一部书之真实性的新学问便应运而生了。
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开始以突飞猛进的步伐从各个方面投射新的光芒,其结果是,任何书籍凡涉及超自然事件的记述,皆被完全摒弃不信。
更有甚者,梵文的浪潮席卷欧洲,在印度、幼发拉底河两岸及埃及发现的古代石刻铭文得以逐步解读,长期湮没于地下或山坡的神庙等建筑相继被发掘,其历史得以正确解读。
我已说过,这门新的研究之学将《圣经》或新约各书单独撇开。如今已无宗教裁判所的酷刑,有的只是社会唾弃之恐惧;许多学者漠视此等恐惧,同样对那些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分析审查。姑且期望,正如他们对印度教及其他宗教典籍毫不留情地批驳斧削,他们终将有一天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典籍也表现出同等的道德勇气。请允许我举一例来说明我这番话的缘由。马斯彼罗,一位大学者、以研究埃及学著称的大名鼎鼎的学者,曾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人与巴比伦人的鸿篇巨著,题为《东方古代史》(Histoire Ancienne Orientale)。数年前,我曾读过一位英国考古学家的英译本。此番前来,向大英博物馆某位馆员询问有关埃及与巴比伦的典籍时,马斯彼罗的著作被提及。当他得知我带有该书的英译本时,他说此译本不可尽信,因为译者是一位颇为狂热的基督徒,凡马斯彼罗的研究结论有涉基督教之处,他(译者)皆设法将那些段落扭曲歪解!他建议我去读法文原著。读过之后,我发现此言不虚——当真是棘手之极!宗教偏执是何等奇怪的东西,诸位想必深知;它将真理与谬误搅成一锅糨糊。自此以后,我对那些研究著作译本的信任,大为动摇。
又有另一门新学问应运而生——人类学,即通过考察人的肤色、毛发、体态、头颅形状与语言等特征来对人类进行分类。
德国人虽精通一切学科,然而尤擅梵语研究与古代亚述文化;本弗伊等德国学者即为明证。法国人则擅长埃及学——马斯彼罗一流学者皆为法国人。荷兰人则以对犹太教与古代基督教宗教的分析著称——库宁等学者声誉享誉天下。英国人首开多门学问,其后却半途而废。
且听我来介绍这些学者的若干见解。若诸位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尽可与之论战;然而请勿将过失归咎于我。依照印度教徒、犹太人、古巴比伦人、埃及人及其他古代民族的观点,全人类皆出自同一始祖。此说如今已鲜有人信了。
诸位可曾见过肤色漆黑、鼻梁扁塌、嘴唇厚实、发卷浓密、前额后倾的卡菲尔人?又可曾见过桑塔尔人、安达曼人与比尔人——大体相似的面貌特征,但身材较矮,头发卷曲程度较轻?前者被称为尼格罗人,居于非洲。后者被称为尼格利陀人(即小尼格罗人);在远古时代,这些人曾栖居于阿拉伯某些地区、幼发拉底河两岸部分地区、波斯南部、全印度、安达曼群岛及远至澳大利亚的若干岛屿。在现代,他们见于印度的某些林野丛莽之中、安达曼群岛以及澳大利亚。
诸位可曾见过雷布查人、不丹人与中国人——肤色白皙或黄褐,发质挺直乌黑?他们双目深沉,但呈斜向,胡须稀疏,面庞扁平,颧骨高耸。可曾见过尼泊尔人、缅甸人、暹罗人、马来人与日本人?他们形貌相近,但身材较为矮小。
此类人种的两大支系被称为蒙古人与蒙古利亚人(小蒙古人)。蒙古人如今已占据亚洲大部分地区。正是他们,分化为蒙古、卡尔梅克、匈奴、中国、鞑靼、土耳其、满洲、柯尔克孜等诸多支系,携帐游牧,牧养绵羊、山羊、牛马,每当时机成熟,便如蝗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令世界天翻地覆。惟独中国人与西藏人是例外。他们亦以图兰人(Turanians)之名著称。此即人们耳熟能详的"伊朗与图兰"中所说的那个图兰。
另有一个肤色深暗但发质直顺、鼻梁挺直、目光直视的种族,曾栖居于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如今遍布全印度,尤以南方为甚;在欧洲极少数地方亦可寻见其踪迹。他们构成同一种族,学术名称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s)。
还有另一种族,肤色白皙,眼目端正,但耳郭与鼻头弯曲厚实、前额后倾、嘴唇丰厚——例如北阿拉伯人、现代犹太人以及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其语言亦同出一源;这些人被称为闪米特种族(Semitic race)。
而那些操用与梵语相近语言、鼻梁挺直、口形端正、目光清朗、肤色白皙、发色乌黑或棕褐、眼色深黑或蔚蓝的人,被称为雅利安人(Aryans)。
所有现代种族皆由上述各种族混融而生。某一国家若某种族人口占据主导,则其语言与面貌特征亦大体与该种族相近。
在西方,温暖国度孕育深色肤色、寒冷国度孕育白色肤色之说,并非普遍接受的理论。许多人认为,现存黑白之间的各种肤色差异,乃是种族融合的结果。
依据学者的意见,埃及与古巴比伦的文明历史最为久远。这两个国家存有公元前六千年乃至更早时期的房屋建筑遗址。在印度,迄今发现的最古老建筑,至多追溯至旃陀罗笈多时代,即公元前约三百年。更为古远的房屋建筑尚未被发现。(西北印度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等地的古代遗址,证明印度在公元前三千年以上已存在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然其发掘工作在1922年之前尚未展开。——编者注)然而,书籍等文献的年代则远早于此,在其他任何国家均无从寻见可与相比者。潘迪特·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Pandit Bal Gangadhar Tilak)已举证说明,印度教徒的吠陀(Vedas)至少在基督纪元前五千年便已呈现今日之形态。
地中海沿岸便是如今已征服全球的欧洲文明的摇篮。在这片海岸,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与犹太人等闪米特种族,以及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等雅利安种族,相互融合——由此铸成了现代欧洲文明。
在埃及,人们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巨大石板,称为罗塞塔石碑。上面刻有象形文字,其下另有一种文字,再下则是形似希腊字母的铭文。一位学者推断这三组铭文所记载的是同一内容,遂借助科普特字母——即至今仍居住于埃及、被认为是古埃及人后裔的基督教科普特族所用字母——破译了这些古埃及象形文字。与此同时,巴比伦人刻于砖石瓦片上的楔形文字也被逐步破译。此外,在印度还发现了若干犁形字符的碑铭,属于阿育王时代。迄今在印度尚未发现比这更早的碑铭。(印度河文字现已被证实与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属于同一时代。——编者注)散布于埃及各地神庙、廊柱与石棺上的象形文字正被逐步破译,使埃及的古代历史愈加清晰可辨。
埃及人从南方一个名叫彭特(Punt)的国家渡海而来,进入埃及。有人说那个彭特即现代马拉巴尔,埃及人与达罗毗荼人同属一个种族。他们的第一位国王名叫美尼斯,他们的古代宗教在某些方面也与我们的神话传说颇为相似。神灵希布被女神努伊所笼罩;其后另一位神灵舒强行将努伊移开。努伊的身体化为苍天,她的双手双腿化为撑天的四根天柱。希布则化为大地。奥西里斯与伊西斯,努伊的一子一女,是埃及最重要的男女神祇,其子荷鲁斯是普天共仰的崇拜对象。这三尊神通常合组而祀。伊西斯又以牛的形态接受供奉。
正如地上有尼罗河,天上亦有另一条尼罗河,地上的尼罗河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依据埃及人的说法,太阳乘舟绕行大地;有时一条名叫阿希的巨蛇将其吞噬,日食便由此发生。月亮则定期遭到一头野猪的袭击,被撕裂开来,需要十五天方能复原。埃及的诸神,有的面呈豺狼,有的面呈鹰隼,有的面呈牛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幼发拉底河两岸也兴起了另一个文明。巴力、摩洛、伊斯塔与达穆齐是这里的主要神祇。伊斯塔爱上了一位名叫达穆齐的牧羊人。一头野猪将达穆齐杀死,伊斯塔遂下入冥界寻访其踪迹。在那里,她受到可怖女神阿拉特的百般折磨。最后,伊斯塔声称,除非找回达穆齐,她决不再返回人间。这令众神大为犯难;伊斯塔乃是性欲的女神,若她不归,无论人类、动物还是草木,皆无法繁衍。于是众神达成妥协:每年达穆齐在冥界居住四个月,其余八个月在人间生活。伊斯塔归来,春天随之降临,五谷丰登。
如此一来,达穆齐又以阿杜诺伊或阿多尼斯(Adonis)之名广为人知!所有闪米特种族的宗教,尽管略有小异,几乎如出一辙。巴比伦人、犹太人、腓尼基人以及较晚时期的阿拉伯人,皆沿用同一形式的崇拜。几乎每一位神祇都被称为摩洛——这一词汇在孟加拉语中至今犹存,衍变为Mâlik(统治者)、Mulluk(王国)等词——或者称为巴力;当然,其中不乏细微差异。据某些人的说法,被称为阿拉特的女神后来演变为阿拉伯人的真主(Allah)。
对这些神祇的崇拜,还包含某些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仪式。孩童曾在摩洛或巴力神前被活活焚烧。在伊斯塔神庙中,自然的与非自然的情欲满足是主要内容。
犹太种族的历史远比巴比伦年代晚近。依学者们的意见,通称《圣经》的典籍系从公元前500年至基督纪元后若干年间陆续撰成。《圣经》中许多通常被认为年代较早的部分,实际上属于晚得多的时期。《圣经》的主要内容与巴比伦人密切相关。巴比伦的宇宙论与洪水记述,在许多地方被整段收入《圣经》之中。除此之外,在波斯皇帝统治小亚细亚期间,许多波斯教义也为犹太人所接受。依《旧约》所言,此世便是一切;既无灵魂,亦无来世。《新约》则提及灵魂不灭与死人复活的祆教(Parsee)教义,而撒旦之说则专属于祆教徒。
犹太宗教的主要特征是对雅威——摩洛的崇拜。然而这一名称并非属于犹太语言;据某些人的说法,它是一个埃及词汇。然而无人知晓其来源。《圣经》中有记载说以色列人曾长期被困于埃及,但这一切如今鲜被接受,而亚伯拉罕、以撒、约瑟等先祖也被证明不过是若干寓言人物。
犹太人不肯直呼"雅威"之名,而以"阿杜诺伊"代之。犹太人分裂为以色列与以法莲两支之后,分别在两地建造了两座主要圣殿。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建造的圣殿中,有一个约柜收藏着雅威的男女合体像,殿门处立有一根高大的阳具石柱。在以法莲,雅威则以金牛形态接受供奉。
两地皆有将长子活活投入火中献祭于神的习俗,两座圣殿中皆有一批女子居住,在圣殿院落之内过着极为淫乱的生活,其所得收入用于圣殿支出。
随着时间推移,犹太人中出现了一批人,他们借助音乐或舞蹈召唤神灵附体降临。他们被称为先知。其中许多人由于与波斯人交往,起而反对偶像崇拜、杀子祭祀、淫乱、卖淫及其他类似习俗。渐渐地,割礼取代了人祭;卖淫与偶像崇拜等习俗也逐步销声匿迹。久而久之,基督教便从这些先知之中应运而生。
至于历史上究竟是否真有一个名叫耶稣的人出生,至今争论甚大。构成《新约》的四部书中,《约翰福音》已被某些人认定为伪书而摒弃。至于其余三部,学界的结论是:它们系抄录自某部古老典籍;而且,这一抄录之时,比托名于耶稣基督的那个年代还要晚得多。
此外,在据称耶稣出生于犹太人之中的那个年代前后,犹太人自己便诞生了两位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与菲洛。他们连犹太人中小小的支派都有所记述,却对耶稣或基督徒只字未提,也未提及罗马法官将他钉死十字架之事。约瑟夫斯的书中曾有一行关于此事的文字,如今已被证明是后人插入的。当时罗马人统治着犹太人,希腊人传授一切学问与技艺。他们对犹太人留下了大量著述,但对耶稣或基督徒均无片言提及。
还有一个难处,即《新约》所宣扬的那些言论、训诫或教义,在基督纪元之前便已在犹太人之间流传,来自不同渠道,由希勒尔等拉比加以宣讲。以上皆为学者们的见解;然而他们不能像品评异邦宗教那样,轻率地就本国宗教发表断语,以免危及自身声誉。因此他们行事缓慢。这便是所谓"高等批评学"(Higher Criticism)。
西方学者如此研究不同遥远国度的宗教、风俗与种族等。然而在孟加拉,我们却没有此类学问!又怎能有呢?若一个人历经十年苦工翻译一部此类著作,他靠什么为生,又从何处筹资出版?
首先,我国极为贫穷;其次,学问的研究几乎无从谈起。我国何时才能迎来这样的一天,各种学问与科学皆欣欣向荣?——"她的恩典使哑者雄辩、使跛者翻山越岭"——只有那位神圣的天母才知晓!
轮船驶抵那不勒斯——我们到达意大利。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罗马,那个古代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都城,其政治、军事科学、殖民技术与海外征服,至今依然是举世效仿的典范!
离开那不勒斯后,轮船停靠马赛,随后径直驶向伦敦。
关于欧洲,诸位已经听闻了许多——他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等——因此我无需赘述。然而关于欧洲文明、其起源、它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应在何种程度上效法它——关于这些问题,我日后将有许多话要说。肉身不分贵贱,亲爱的兄弟,我姑且留待他日再来谈论这些。或者又有什么用处呢?唉,天底下谁能与我们(尤其是孟加拉人)相比,在言谈辩论上争个高下?若能做到,就用行动来证明吧。让你的功业说话,让舌头休息。但容我顺便提及一件事,即:欧洲自学问与力量开始流入贫苦下层阶级的那一天起,便踏上了前进的轨道。其他国家大批饱受苦难、如废物般被抛弃的穷苦人,在美洲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他们正是美国的脊梁骨!富人与学者是否肯俯耳听你、理解你、褒贬你,其实无关紧要——他们不过是国家的装饰与点缀!——真正的生命在于亿万贫苦下层民众。人数并不重要,贫富亦不重要;只要思想、言论与行动三者合一,区区几个人便能将整个世界推翻——切勿忘记这一信念。阻力愈大,愈好。一条河若无阻力,如何能奔腾激荡?一件事物愈新愈好,起初所遇的阻力便愈大。阻力恰是成功的预兆。无阻力之处,亦无成功可言。再见!
English
MEMOIRS OF EUROPEAN TRAVEL
I
Om Namo Nârâyanâya, ("Salutations to the Lord"; the usual form of addressing a Sannyasin. These memoirs of his second journey to the West were addressed to Swami Trigunatitananda, Editor, Udbodhan and hence this form of address.) Swâmi. — Pronounce the last syllable of the second word in a high pitch, brother, in the Hrishikesh fashion. For seven days we have been on board the ship and every day I think of writing to you something about our mode of life, and of writing materials also you have given me enough, but the characteristic lethargy of a Bengali stands in the way and foils everything.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is idleness; every day I think of writing — what do you call it — a diary, but then, on account of various preoccupations, it is postponed to the endless "tomorrow", and does not progress an inch. In the second place, I do not remember the dates etc., at all; you must do me the favour to fill these up yourselves. And, besides, if you be very generous, you may think that like the great devotee, Hanuman,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remember dates and such other trivialities —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n the heart. But the real truth is that it is due to my foolishness and idleness. What nonsense! What comparison can there be between "the Solar Dynasty" (Swamiji here refers to Kâlidâsa's famous line of the Raghuvamsham: "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jestic Solar Dynasty and my poor intellect!") — I beg your pardon — between Hanuman with his whole heart given to Shri Râma, the crown of the Solar Dynasty, and me, the lowest of the low! But then he crossed at one bound the ocean extending a hundred Yojanas, while we are crossing it confined within a wooden house, so to say, being pitched this side and that and somehow keeping ourselves on our feet with the help of posts and pillars. But there is one point of superiority on our side in that he had the blessed sight of Râkshasas and Râkshasis after reaching Lankâ, whereas we are going in company with them. At dinner time that glittering of a hundred knives and the clattering of a hundred forks frightened brother T __ (Turiyananda) out of his wits. He now and then started lest his neighbour with auburn hair and grey, cat-like eyes, through inadvertence might plunge her knife into his flesh, and the more so, as he is rather sleek and fat. I say, did Hanuman have sea-sickness while crossing the sea? Do the ancient books say anything on that? You are all well-read men, proficient in the Ramayana and other scriptures, so you may settle that question. But our modern authorities are silent on that point. Perhaps he had not; but then the fact of his having entered into the jaws of somebody raises a doubt. Brother T__ is also of opinion that when the prow of the ship suddenly heaves up towards heaven as if to consult with the king of gods, and immediately after plunges to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as if to pierce king Vali, residing in the nether worlds — he at that time feels that he is being swallowed by the terrible and wide-gaping jaws of somebody.
I beg your pardon, you have entrusted your work to a nice man! I owe you a description of the sea-voyage for seven days which will be full of poetry and interest, and be written in a polished, rhetorical style, but instead of that I am talking at random. But the fact is, having striven all my life to eat the kernel of Brahman, after throwing away the shell of Maya, how shall I now get the power of appreciating nature's beauties all of a sudden? All my life I have been on the move all over India, "from Varanasi to Kashmir, and thence to Khorasan, and Gujarat (Tulsidâs.)". How many hills and rivers, mountains and springs, and valleys and dales, how many cloud-belted peaks covered in perpetual snow, and oceans tempestuous, roaring and foamy, have I not seen, and heard of, and crossed! But sitting on a shabby wooden bedstead in a dark room of the ground floor, requiring a lamp to be lighted in the day-time, with the walls variegated by the stain of chewed betel leaves and made noisy by the squeaking and tickling of rats and moles and lizards, by the side of the main street resounding with the rattle of hackneys and tram-cars and darkened by clouds of dust — in such poetic environment, the pictures of the Himalayas, oceans, meadows, deserts, etc., that poet Shyamacharan, puffing at the all too familiar hookah, has drawn with such lifelike precision, to the glory of the Bengalis — it is vain for us to try to imitate them! Shyamacharan in his boyhood went for a change to the up-country, where the water is so stimulating to the digestive functions that if you drink a tumblerful of it even after a very heavy meal, every bit of it will be digested and you will feel hungry again. Here it was that Shyamacharan's intuitive genius caught a glimpse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aspects of nature. But there is one fly in the pot — they say that Shyamacharan's peregrinations extended as far as Burdwan (in Bengal) and no further!
But at your earnest request and also to prove that I am not wholly devoid of the poetic instinct either, I set myself to the task with God's name, and you, too, be all attention.
No ship generally leaves the port in the night — specially from a commercial port like Calcutta and in a river like the Hooghly or Ganga. Until the ship reaches the sea, it is in the charge of the pilot, who acts as the Captain, and he gives the command. His duty ends in either piloting the ship down to the sea or, if it be an incoming ship, from the mouth of the sea to the port. We have got two great dangers towards the mouth of the Hooghly — first, the James and Mary Banks near Budge-Budge, and second, the sandbank near the entrance to Diamond Harbour. Only in the high tide and during the day, the pilot can very carefully steer his ship, and in no other condition; consequently it took us two days to get out of the Hooghly.
Do you remember the Ganga at Hrishikesh? That clear bluish water — in which one can count the fins of fishes five yards below the surface — that wonderfully sweet, ice-cold "charming water of the Ganga (From Valmiki's hymn.)", and that wonderful sound of "Hara, Hara" of the running water, and the echo of "Hara, Hara" from the neighbouring mountain-falls? Do you remember that life in the forest, the begging of Mâdhukari (Meaning, collected from door to door, in small bits.) alms, eating on small islands of rock in the bed of the Ganga, hearty drinking of that water with the palms, and the fearless wandering of fishes all round for crumbs of bread? You remember that love for Ganga water, that glory of the Ganga, the touch of its water that makes the mind dispassionate, that Ganga flowing over the Himalayas, through Srinagar, Tehri, Uttarkasi, and Gangotri — some of you have seen even the source of the Ganga! But there is a certain unforgettable fascination in our Ganga of Calcutta, muddy, and whitish — as if from contact with Shiva's body — and bearing a large number of ships on her bosom. Is it merely patriotism or the impressions of childhood? — Who knows? What wonderful relation is this between mother Ganga and the Hindus? Is it merely superstition? May be. They spend their lives with the name of Ganga on their lips, they die immersed in the waters of the Ganga, men from far off places take away Ganga water with them, keep it carefully in copper vessels, and sip drops of it on holy festive occasions. Kings and princes keep it in jars, and at considerable expense take the water from Gangotri to pour it on the head of Shiva at Rameshwaram! The Hindus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 Rangoon, Java, Hongkong, Madagascar, Suez, Aden, Malta — and they take with them Ganga water and the Gitâ.
The Gita and the sacred waters of the Ganga constitute the Hinduism of the Hindus. Last time I went to the West, I also took a little of it with me, fearing it might be needed, and whenever opportunities occurred I used to drink a few drops of it. And every time I drank, in the midst of the stream of humanity, amid that bustle of civilisation, that hurry of frenzied footsteps of millions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West, the mind at once became calm and still, as it were. That stream of men, that intense activity of the West, that clash and competition at every step, those seats of luxury and celestial opulence — Paris, London, New York, Berlin, Rome — all would disappear and I used to hear that wonderful sound of "Hara, Hara", to see that lonely forest on the sides of the Himalayas, and feel the murmuring heavenly river coursing through the heart and brain and every artery of the body and thundering forth, "Hara, Hara, Hara!"
This time you, too, I see, have sent Mother Ganga, for Madras. But, dear brother, what a strange vessel have you put Mother in! Brother T__ is a Brahmachârin from his boyhood, and looks "like burning fire through the force of his spirituality (Kâlidâsa's Kumârasambhavam.)". Formerly as a Brâhmana he used to be saluted as "Namo Brahmané", and now it is — oh, the sublimity of it! — "Namo Nârâyanâya", as he is a Sannyâsin. And it is perhaps due to that, that Mother, in his custody, has left her seat in the Kamandalu of Brahmâ, and been forced to enter a jar! Anyhow, getting up from bed late at night I found that Mother evidently could not bear staying in that awkward vessel and was trying to force her passage out of it. I thought it most dangerous, for if Mother chose to re-enact here those previous scenes of her life, such as piercing the Himalayas, washing away the great elephant Airâvata, and pulling down the hut of the sage Jahnu, then it would be a terrible affair. I offered many prayers to Mother and said to her in various supplicatory phrases, "Mother, do wait a little, let us reach Madras tomorrow, and ther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There are many there more thick-skulled than elephants — most of them with huts like that of Jahnu — while those half-shaven, shining heads with ample hair-tufts are almost made of stone, compared to which even the Himalayas would be soft as butter! You may break them as much as you like; now pray wait a little." But all my supplications were in vain. Mother would not listen to them. Then I hit upon a plan, and said to her, "Mother, look at those turbaned servants with jackets on, moving to and fro on the ship, they are Mohammedans, real, beef-eating Mohammedans, and those whom you find moving about sweeping and cleaning the rooms etc., are real scavengers, disciples of Lâl Beg; and if you do not hear me, I will call them and ask them to touch you! Even if that is not sufficient to quiet you, I will just send you to your father's home; you see that room there, if you are shut in there, you will get back to your primitive condition in the Himalayas, when all your restlessness will be silenced, and you shall remain frozen into a block of ice." That silenced her. So it is everywhere, not only in the case of gods, but among men also — whenever they get a devotee, they take an undue advantage over him.
See, how I have again strayed from my subject and am talking at random. I have already told you at the outset that those things are not in my line, but if you bear with me, I shall try again.
There is a certain beauty in one's own people which is not to be found anywhere else. Even the denizens of Paradise cannot compare in point of beauty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or sons and daughters, however uncouth they may be. But, if, even roaming over Paradise and seeing the people there, you find your own people coming out really beautiful, then there is no bound to your delight. There is also a special beauty in our Bengal, covered with endless verdant stretches of grass, and bearing as garlands a thousand rivers and streams. A little of this beauty one finds in Malabar, and also in Kashmir. Is there not beauty in water? When there is water everywhere, and heavy showers of rain are running down arum leaves, while clumps of cocoanut and date palms slightly bend their heads under that downpour, and there is the continuous croaking of frogs all round — is there no beauty in such a scene as this? And one cannot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the banks of our Ganga, unless one is retu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entering the river by its mouth at Diamond Harbour. That blue, blue sky, containing in its bosom black clouds, with golden-fringed whitish clouds below them, underneath which clumps of cocoanut and date palms toss their tufted heads like a thousand chowries, and below them again is an assemblage of light, deep, yellowish, slightly dark, and other varieties of green massed together — these being the mango, lichi, blackberry, and jack-fruit trees, with an exuberance of leaves and foliage that entirely hide the trunk, branches, and twigs — while, close by, clusters of bamboos toss in the wind, and at the foot of all lies that grass, before whose soft and glossy surface the carpets of Yarkand, Persia, and Turkistan are almost as nothing — as far as the eye can reach that green, green grass looking as even as if some one had trimmed and pruned it, and stretching right down to the edge of the river — as far down the banks as where the gentle waves of the Ganga have submerged and are pushing playfully against, the land is framed with green grass, and just below this is the sacred water of the Ganga. And if you sweep your eye from the horizon right up to the zenith, you will notice within a single line such a play of diverse colours, such manifold shades of the same colour, as you have witnessed nowhere else. I say, have you ever come under the fascination of colours — the sort of fascination which impels the moths to die in the flame, and the bees to starve themselves to death in the prison of flowers? I tell you one thing — if you want to enjoy the beauty of Gangetic scenery, enjoy it to your heart's content now, for very soon the whole aspect will be altered. In the hands of money-grabbing merchants, everything will disappear. In place of that green grass, brick kilns will be reared and burrow-pits for the brickfields will be sunk. Where, now, the tiny wavelets of the Ganga are playing with the grass, there will be moored the jute-laden flats and those cargo-boats; and those variegated colours of cocoanuts and palms, of mangoes and lichis, that blue sky, the beauty of the clouds — these you will altogether miss hereafter; and you will find instead the enveloping smoke of coal, and standing ghostlike in the midst of that smoke, the half-distinct chimneys of the factories!
Now our ship has reached the sea. The description, which you read in Kalidasa's Raghuvamsham of the shores "of the sea appearing blue with forests of palm and other trees" and "looking like a slender rim of rust on the tyre of an iron wheel" etc. — is not at all accurate and faithful. With all my respects for the great poet, it is my belief that he never in his life saw either the ocean or the Himalayas. (Swamiji afterwards changed his opinion with regard to the last part, i.e. Kalidasa's acquaintance with the Himalayas.)
Here there is a blending of white and black waters, somewhat resembling the confluence of the Ganga and Jamuna at Allahabad. Though Mukti (liberation) may be rare in most places, it is sure at "Hardwar, Allahabad, and the mouth of the Ganga". But they say that this is not the real mouth of the river. However, let me salute the Lord here, for "He has His eyes, and head and face everywhere (Gita, XIII, 13.)".
How beautiful! As far as the eye reaches, the deep blue waters of the sea are rising into foamy waves and dancing rhythmically to the winds. Behind us lie the sacred waters of the Ganga, whitened with the ashes of Shiva's body, as we read in the description, "Shiva's matted locks whitened by the foam of the Ganga (Shankaracharya's hymn.)". The water of the Ganga is comparatively still. In front of us lies the parting line between the waters. There ends the white water. Now begin the blue waters of the ocean — before, behind and all round there is only blue, blue water everywhere, breaking incessantly into waves. The sea has blue hair, his body is of a blue complexion, and his garment is also blue. We read in the Puranas that millions of Asuras hid themselves under the ocean through fear of the gods. Today their opportunity has come, today Neptune is their ally, and Aeolus is at their back. With hideous roars and thundering shouts they are today dancing a terrible war-dan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and the foamy waves are their grim laughter! In the midst of this tumult is our ship, and on board the ship, pacing the deck with lordly steps, are men and women of that nation which rules the sea-girt world, dressed in charming attire, with a complexion like the moonbeams — looking like self-reliance and self-confidence personified, and appearing to the black races as pictures of pride and haughtiness. Overhead, the thunder of the cloudy monsoon sky, on all sides the dance and roar of foam-crested waves, and the din of the powerful engines of our ship setting at naught the might of the sea — it was a grand conglomeration of sounds, to which I was listening, lost in wonder, as if in a half-waking state, when, all of a sudden, drowning all these sounds, there fell upon my ears the deep and sonorous music of commingled male and female voices singing in chorus the national anthem, "Rule Britannia, 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 Startled, I looked around and found that the ship was rolling heavily, and brother T__, holding his head with his hands was struggling against an attack of sea-sickness.
In the second class are two Bengali youths going to the West for study, whose condition is worse. One of them looks so frightened that he would be only too glad to scuttle straight home if he were allowed to land. These two lads and we two are the only Indians on the ship —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India. During the two days the ship was in the Ganga, brother T__, under the secret instructions of the Editor, Udbodhan, used to urge me very much to finish my article on "Modern India" quickly. I too found an opportunity today and asked him, "Brother,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condition of modern India?" And he, casting a look towards the second class and another at himself, said, with a sigh, "Very sad, getting very much muddled up!"
The reason why so much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Hooghly branch of the Ganga, instead of the bigger one, Padmâ, is, according to many, that the Hooghly was the primary and principal course of the river, and latterly the river shifted its course, and created an outlet by the Padma. Similarly the present "Tolley's Nullah" represents the ancient course of the Ganga, and is known as the Âdi-Gangâ. The sailing merchant, the hero of Kavikankan's work, makes his voyage to Ceylon along that channel. Formerly the Ganga was navigable for big ships up to Triveni. The ancient port of Saptagrâm was situated a little distance off Triveni ghat, on the river Saraswati. From very ancient times Saptagram was the principal port for Bengal's foreign trade. Gradually the mouth of the Saraswati got silted up. In the year 1539 it silted up so much that the Portuguese settlers had to take up a site further down the Ganga, for their ships to come up. The site afterwards developed into the famous town of Hooghly.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th Indian and foreign merchants were feeling much anxiety about the silting up of the Ganga. But what of that? Human engineering skill has hitherto proved ineffectual against the gradual silting up of the river-bed which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In 1666 a French Missionary writes that the Ganga near Suti got completely silted up at the time. Holwell, of Black-Hole fame, on his way to Murshidabad was compelled to resort to small country-boats on account of the shallowness of the river at Santipur. In 1797 Captain Colebrook writes that country-boats could not ply in the Hooghly and the Jalangi during summer. During the years 1822-1884, the Hooghly was closed to all boat-traffic. For twenty-four years within this period the water was only two or three feet deep.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Dutch planted a trade settlement at Chinsura, one mile below Hooghly. The French, who came still later, established their settlement at Chandernagore, still further down the river. In 1723 the German Ostend Company opened a factory at Bankipore, five miles below Chandernago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In 1616 the Danes had started a factory at Serampore, eight miles below Chandernagore, and then the English established the city of Calcutta still further down the river. None of the above places are now accessible to ships, only Calcutta being open now. But everybody is afraid of its future.
There is one curious reason why there remains so much water in the Ganga up to about Santipur even during summer. When the flow of the surface water has ceased, large quantities of water percolating through the subsoil find their way into the river. The bed of the Ganga is even now considerably below the level of the land on either side. If the level of the river-bed should gradually rise owing to the subsidence of fresh soil, then the trouble will begin. And there is talk about another danger. Even near Calcutta, through earthquakes or other causes, the river at times dried up so much that one could wade across. It is said that in 1770 such a state of things happened. There is another report that on Thursday, the 9th October, 1734, during ebb-tide in the noon, the river dried up completely. Had it happened a little later, during the inauspicious last portion of the day, I leave it to you to infer the result. Perhaps then the river would not have returned to its bed again.
So far, then, as regards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Hooghly; now as regards the portion below Calcutta. The great dangers to be faced in this portion are the James and Mary Banks. Formerly the river Damodar had its confluence with the Ganga thirty miles above Calcutta, but now, through the curious transformations of time, the confluence is over thirty-one miles to the south of it. Some six miles below this point the Rupnarayan pours its waters into the Ganga. The fact is there, that these two feeders rush themselves into the Ganga in happy combination — but how shall this huge quantity of mud be disposed of? Consequently big sandbanks are formed in the bed of the river, which constantly shift their position and are sometimes rather loose and sometimes a compact mass, causing no end of fear. Day and night soundings of the river's depth are being taken, the omission of which for a few days, through carelessness, would mean the destruction of ships. No sooner will a ship strike against them than it will either capsize or be straightway swallowed up in them! Cases are even recorded that within half an hour of a big three-masted ship striking one of these sandbanks, the whole of it disappeared in the sand, leaving only the top of the masts visible. These sandbanks may rightly be considered as the mouth of the Damodar-Rupnarayan. (There is a pun on the words Damodar-Rupnarayan which not only imply the two rivers, but also mean "Narayana as Damodara, or swallowing everything (Damodara-rupa-Narayana).") The Damodar is not now satisfied with Santhal villages, and is swallowing ships and steamers etc. as a sauce by way of variety. In 1877 a ship named "County of Sterling", with a cargo of 1,444 tons of wheat from Calcutta, had no sooner struck one of these terrible sandbanks than within eight minutes there was no trace left of it. In 1874 a steamer carrying a load of 2,400 tons suffered the same fate in two minutes. Blessed be thy mouth, O Mother Ganga! I salute thee for allowing us to get off scot-free. Brother T__ says, "Sir, a goat ought to be offered to the Mother for her benignity." I replied, "Exactly so, brother, but why offer only one day, instead of everyday!" Next day brother T__ readverted to the topic, but I kept silent. The next day after that I pointed out to him at dinner-time to what an extent the offering of goats was progressing. Brother seemed rather puzzled and said, "What do you mean? It is only you who are eating." Then at considerable pains I had to explain to him how it was said that a youth of Calcutta once visited his father-in-law's place in a remote village far from the Ganga. There at dinner-time he found people waiting about with drums etc., and his mother-in-law insisted on his taking a little milk before sitting to dinner. The son-in-law considered it might perhaps be a local custom which he had better obey; but no sooner had he taken a sip of the milk than the drums began to play all around and his mother-in-law, with tears of joy, placed her hand on his head and blessed him, saying, "My son, you have really discharged the duties of a son today; look here, you have in your stomach the water of the Ganga, as you live on its banks, and in the milk there was the powdered bone of your deceased father-in-law; so by this act of yours his bones have reached the Ganga and his spirit has obtained all the merits thereof." So here was a man from Calcutta, and on board the ship there was plenty of meat preparations and every time one ate them, meat was being offered to mother Ganga. So he need not be at all anxious on the subject. Brother T__ is of such a grave disposition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discover what impression the lecture made on him.
What a wonderful thing a ship is! The sea, which from the shore looks so fearful, in the heart of which the sky seems to bend down and meet, from whose bosom the sun slowly rises and in which it sinks again, and the least frown of which makes the heart quail — that sea has been turned into a highway, the cheapest of all routes, by ships. Who invented the ship? No one in particular. That is to say, like all machinery indispensable to men — without which they cannot do for a single moment, and by the combination and adjustment of which all kinds of factory plants have been constructed — the ship also is the outcome of joint labour. Take for instance the wheels; how absolutely indispensable they are! From the creaking bullock-cart to the car of Jagannath, from the spinning wheel to the stupendous machinery of factories, everywhere there is use for the wheel. Who invented the wheel? No one in particular, that is to say, all jointly. The primitive man used to fell trees with axes, roll big trunks along inclined planes; by degrees they were cut into the shape of solid wheels, and gradually the naves and spokes of the modern wheel came into vogue. Who knows how many millions of years it took to do this? But in India all the successive stages of improvement are preserved. However much they may be improved or transformed, there are always found men to occupy the lower stages of evolu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whole series is preserved. First of all a musical instrument was formed with a string fixed to a piece of bamboo. Gradually it came to be played by a horsehair bow, and the first violin was made; then it passed through various transformations, with different sorts of strings and guts, and the bow also assumed different forms and names, till at last the highly finished guitar and sarang etc., came into existence. But in spite of this, do not the Mohammedan cabmen even now with a shabby horsehair bow play on the crude instrument made of a bamboo pipe fixed to an earthen pot, and sing the story of Majwar Kahar weaving his fishing net? Go to the Central Provinces, and you will find even now solid wheels rolling on the roads — though it bespeaks a dense intellect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specially in these days of rubber tyres.
In very ancient times, that is, in the golden age, when the common run of people were so sincere and truthful that they would not even cover their bodies for fear of hypocrisy — making the exterior look different from the interior — would not marry lest they might contract selfishness, and banishing all ideas of distinction between meum and tuum always used to look upon the property of others "as mere clods of earth", on the strength of bludgeons, stones, etc. (Swamiji is ironically describing the naked primitive man, to whom marriage was unknown, and who had no respect for person or property.); — in those blessed times, for voyaging over water, they constructed canoes and rafts and so forth, burning out the interior of a tree, or by fastening together a few logs of trees. Haven't you seen catamarans along the sea-coast from Orissa to Colombo? And you must have observed how far into the sea the rafts can go. There you have rudiments of ship-building.
And that boat of the East Bengal boatmen boarding which you have to call on the five patron-saints of the river for your safety; your house-boat manned by Chittagong boatmen, which even in a light storm makes its helmsmen declare his inability to control the helm, and all the passengers are asked to take the names of their respective gods as a last resort; that big up-country boat with a pair of fantastic brass eyes at the prow, rowed by the oarsmen in a standing posture; that boat of merchant Shrimanta's voyage (according to Kavikankan, Shrimanta crossed the Bay of Bengal simply by rowing, and was about to be drowned owing to his boat getting caught in the antennae of a shoal of lobsters, and almost capsizing! Also he mistook a shell for a tiny fish, and so on), in other words the Gangasagar boat — nicely roofed above and having a floor of split bamboos, and containing in its hold rows of jars filled with Ganga water (which is deliciously cool, I beg your pardon, you visit Gangasagar during hard winter, and the chill north wind drives away all your relish for cooling drinks); and that small-sized boat which daily takes the Bengali Babus to their office and brings them back home, and is superintended over by the boatman of Bally, very expert and very clever — no sooner does he sight a cloud so far away as Konnagar than he puts the boat in safety! — they are now passing into the hands of the strong-bodied men from Jaunpur who speak a peculiar dialect, and whom your Mahant Maharaj, out of fun ordered to catch a heron — which he facetiously styled as "Bakâsur (A demon of the shape of a big heron, mentioned in the Bhagavâta.)", and this puzzled them hopelessly and they stammered out, "Please, sire, where are we to get this demon? It is an enigma to us"; then that bulky, slow-moving (cargo) boat nicknamed "Gâdhâ (donkey)" in Bengali, which never goes straight, but always goes sideways; and that big species of boats, like the schooner, having from one to three masts, which imports cargoes of cocoanuts, dates and dried fish from Ceylon, the Maldives, or Arabia; — these and many others too numerous to mention, represent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in naval construction.
To steer a ship by means of sails is a wonderful discovery. To whichever direction the wind may be blowing, by a clever manipulation of the sails, the ship is sure to reach her destination. But she takes more time when the wind is contrary. A sailing ship is a most beautiful sight, and from a distance looks like a many-winged great bird descending from the skies. Sails, however, do not allow a ship to steer straight ahead, and if the wind is a little contrary, she has to take a zigzag course. But when there is a perfect lull, the ship is helpless and has to lower her sails and stand still. In the equatorial regions it frequently happens even now. Nowadays sailing ships also have very little of wood in them and are mostly made of iron.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to be the captain or sailor of a sailing ship than in a steamer, and no one can be a good captain in sailing ship without experience. To know the direction of the wind at every step and to be on one's guard against danger-spots long ahead — these two qualifications are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in a sailing ship, more than in a steamer. A steamer is to a great extent under human control — the engines can be stopped in a moment. It can be steered ahead, or astern, sideways or in any desired direction, within a very short time, but the sailing ship is at the mercy of the wind. By the time the sails can be lowered or the helm turned, the ship may strike a bank or run up on a submarine rock or collide with another ship. Nowadays sailing ships very seldom carry passengers, except coolies. They generally carry cargo, and that also inferior stuff, such as salt etc. Small sailing ships such as the schooner, do coasting trade. Sailing ships cannot afford to hire steamers to tow them along the Suez Canal and spend thousands of rupees as toll, so they can go to England in six months by rounding Africa.
Due to all these disadvantages of sailing ships, naval warfare in the past was a risky affair. A slight change in the course of the wind or in the ocean-current would decide the fate of a battle. Again, those ships, being made of wood, would frequently catch fire, which had to be put out. Their construction also was of a different type; one end was flat and very high, with five or six decks. On the uppermost deck at this end there used to be a wooden verandah, in front of which were the commander's room and office and on either side were the officers' cabins. Then there was a large open space, at the other end of which were a few cabins. The lower decks also had similar roofed halls, one underneath the other. In the lowermost deck or hold were the sailor's sleeping and dining rooms, etc. On either side of each deck were ranged cannon, their muzzles projecting through the rows of apertures in the ships' walls; and on both sides were heaps of cannon balls (and powder bags in times of war). All the decks of these ancient men-of-war had very low roofs and one had to carry his head down when moving about. Then it was a troublesome business to secure marines for naval warfare. There was a standing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to enlist men by force or guile wherever they could be found. Sons were violently snatched away from their mothers, and husbands from their wives. Once they were made to board the ship, (which perhaps the poor fellows had never done in their lives), they were ordered straightway to climb the masts! And if through fear they failed to carry out the order, they were flogged. Some would also die under the ordeal. It was the rich and influential men of the country who made these laws, it was they who would appropriate the benefits of commerce, or ravage, or conques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poor people were simply to shed their blood and sacrifice their lives — as has been the rule throughout the world's history! Now those laws exist no longer, and the name of the Pressgang does not now send a shiver through the hearts of the peasantry and poor folk. Now it is voluntary service, but many juvenile criminals are trained as sailors in men-of-war, instead of being thrown into prison.
Steam-power has revolutionised all this, and sails are almost superfluous ornaments in ships nowadays. They depend very little on winds now, and there is much less danger from gales and the like. Ships have now only to take care that they do not strike against submarine rocks. And men-of-war of the present day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ast.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do not at all look like ships, but rather like floating iron fortresses of varying dimensions. The number of cannon also has been much reduced, but compared with the modern turret-guns, those of the past were mere child's play. And how fast these men-of-war are! The smallest of these are the torpedo-boats; those that are a little bigger are for capturing hostile merchant-ships, and the big ones are the ponderous instruments for the actual naval fight.
During the Civil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onist party fixed rows of iron rails against the outer walls of a wooden ship so as to cover them. The enemy's cannon-balls striking against them were repulsed without doing any harm to the ship. After this, as a rule, the ship's sides began to be clad in iron, so that hostile balls might not penetrate the wood. The ship's cannon also began to improve — bigger and bigger cannon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work of moving, loading, and firing them came to be executed by machinery, instead of with the hand. A cannon which even five hundred men cannot move an inch, can now be turned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loaded and fired by a little boy pressing a button, and all this in a second! As the iron wall of ships began to increase in thickness, so cannon with the power of thunder also began to be manufactured. At the present day, a battle-ship is a fortress with walls of steel, and the guns are almost as Death itself. A single shot is enough to smash the biggest ship into fragments. But this "iron bridal-chamber" — which Nakindar's father (in the popular Bengali tale) never even dreamt of, and which, instead of standing on the top of "Sâtâli Hill" moves dancing on seventy thousand mountain-like billows, even this is mortally afraid of torpedoes! The torpedo is a tube somewhat shaped like a cigar, and if fired at an object travels under water like a fish. Then, the moment it hits its object, the highly explosive materials it contains explode with a terrific noise, and the ship under which this takes place is reduced to its original condition, that is, partly into iron and wooden fragments, and partly into smoke and fire! And no trace is found of the men who are caught in this explosion of the torpedo — the little that is found, is almost in a state of mince-meat! Since the invention of these torpedoes, naval wars cannot last long. One or two fights, and a big victory is scored or a total defeat. But the wholesale loss of men of both parties in naval fight which men apprehended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men-of-war has been greatly falsified by facts.
If a fraction of the volley of balls discharged during a field-fight from the guns and rifles of each hostile army on the opponents hit their aim, then both rival armies would be killed to a man in two minutes. Similarly if only one of five hundred shots fired from a battle-ship in action hit its mark, then no trace would be left of the ships on both sides. But the wonder is that, as guns and rifles are improving in quality, as the latter are being made lighter, and the rifling in their barrels finer, as the range is increasing, as machinery for loading is being multiplied, and rate of firing quickened — the more they seem to miss their aim! Armed with the old fashioned unusually long-barrelled musket — which has to be supported on a two-legged wooden stand while firing, and ignited by actually setting fire and blowing into it — the Barakhjais and the Afridis can fire with unerring precision, while the modern trained soldier with the highly complex machine-guns of the present day fires 150 rounds in a minute and serves merely to heat the atmosphere! Machinery in a small proportion is good, but too much of it kills man's initiative and makes a lifeless machine of him. The men in factories are doing the same monotonous work, day after day, night after night, year after year, each batch of men doing one special bit of work — such as fashioning the heads of pins, or uniting the ends of threads, or moving backwards or forwards with the loom — for a whole life.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loss of that special job means death to them — they find no other means of living and starve. Doing routine work like a machine, one becomes a lifeless machine. For that reason, one serving as a schoolmaster or a clerk for a whole lifetime ends by turning a stupendous fool.
The form of merchantmen and passenger-ships is of a different type. Although some merchant-ships are so constructed that in times of war they can easily be equipped with a few guns and give chase to unarmed hostile merchant-ships, for which they get remuneration from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still they generally differ widely from warships. These are now mostly steamships and generally so big and expensive that they are seldom owned by individuals, but by companies. Among the carrying companies for Indian and European trade, the P. & O. Company is the oldest and richest, then comes the B. I. S. N. Company, and there are many others. Among those of foreign nationalities, the Messageries Maritimes (French) the Austrian Lloyd, the German Lloyd, and the Rubattino Company (Italian), are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the passenger-ships of the P. & O. Company are generally believed to be the safest and fastest. And the arrangements of food in the Messageries Maritimes are excellent.
When we left for Europe this time, the last two companies had stopped booking "native" passengers for fear of the plague-infection. And there is a law of the Indian Government that no "native" of India can go abroad without a certificate from the Emigration Offic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nobody is enticing him away to foreign countries to sell him as a slave or to impress him as a coolie, but that he is going of his own free will. This written document must be produced before they will take him into the ship. This law was so long silent against the Indian gentry going to foreign countries. Now on account of the plague epidemic it has been revived, so that the Government may be informed about every "native" going out. Well, in our country we hear much about some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gentry and some to the lower classes. But in the eyes of the Government all are "natives" without exception. Maharajas, Rajas, Brahmins, Kshatriyas, Vaishyas, Shudras — all belong to one and the same class — that of "natives". The law, and the test which applies to coolies, is applicable to all "natives" without distinction. Thanks to you, O English Government, through your grace, for a moment at least I feel myself one with the whole body of "natives". It is all the more welcome, because this body of mine having come of a Kâyastha family, I have become the target of attack of many sections. Nowadays we hear it from the lips of people of all castes in India that they are all full-blooded Aryans — only there is som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mongst them about the exact percentage of Aryan blood in their veins, some claiming to have the full measure of it, while others may have one ounce more or less than another — that is all. But in this they are all unanimous that their castes are all superior to the Kayastha! And it is also reported that they and the English race belong to the same stock — that they are cousins-german to each other, and that they are not "natives". And they have come to this country out of humanitarian principles, like the English. And such evil customs as child-marriage, polygamy, image-worship, the sutti, the zenana-system, and so forth have no place in their religion — but these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ancestors of the Kayasthas, and people of that ilk. Their religion also is of the same pattern as that of the English! And their forefathers looked just like the English, only living under the tropical sun of India has turned them black! Now come forward with your pretensions, if you dare! "You are all natives", the Government says. Amongst that mass of black, a shade deeper or lighter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The Government says, "They are all natives". Now it is useless for you to dress yourselves after the English fashion. Your European hats etc., will avail you little henceforth. If you throw all the blame on the Hindus, and try to fraternise with the English, you would thereby come in for a greater share of cuffs and blows and not less. Blessings to you, O English Government! You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favoured child of Fortune; may your prosperity increase ever more! We shall be happy once more to wear our loin-cloth and Dhoti — the native dress. Through your grace we shall continue to travel from one end of the country to the other, bare-headed, and barefooted, and heartily eat our habitual food of rice and Dâl with our fingers, right in the Indian fashion. Bless the Lord! We had well-nigh been tempted by Anglo-Indian fashions and been duped by its glamour. We heard it said that no sooner did we give up our native dress, native religion, and native manners and customs, than the English people would take us on their shoulders and lionise us. And we were about to do so, when smack came the whip of the Englishman and the thud of British boots — and immediately men were seized by a panic and turned away, bidding good-bye to English ways, eager to confess their "native" birth.
"The English ways we'd copy with such pains, The British boots did stamp out from our brains!"
Blessed be the English Government! May their throne be firm and their rule permanent. And the little tendency that remained in me for taking to European ways vanished, thanks to the Americans. I was sorely troubled by an overgrown beard, but no sooner did I peep into a hair-cutting saloon than somebody called out, "This is no place for such shabby-looking people as you." I thought that perhaps seeing me so quaintly dressed in turban and Gerua cloak, the man was prejudiced against me. So I should go and buy an English coat and hat. I was about to do this when fortunately I met an American gentleman who explained to me that it was much better that I was dressed in my Gerua cloak, for now the gentlemen would not take me amiss, but if I dressed in European fashion, everybody would chase me away. I met the same kind of treatment in one or two other saloons. After which I began the practice of shaving with my own hands. Once I was burning with hunger, and went into a restaurant, and asked for a particular thing, whereupon the man said, "We do not stock it." "Why, it is there." "Well, my good man, in plain language it means there is no place here for you to sit and take your meal." "And why?" "Because nobody will eat at the same table with you, for he will be outcasted." Then America began to look agreeable to me, somewhat like my own caste-ridden country. Out with these differences of white and black, and this nicety about the proportion of Aryan blood among the "natives"! How awkward it looks for slaves to be over-fastidious about pedigree! There was a Dom (a man of the sweeper-caste) who used to say, "You won't find anywhere on earth a caste superior to ours. You must know we are Dom-m-m-s!" But do you see the fun of it? The excesses about caste distinctions obtain most among peoples who are least honoured among mankind.
Steamships are generally much bigger than sailing ships. The steamships that ply across the Atlantic are just half as much bigger than the "Golconda". (The B. I. S. N. steamer in which Swami Vivekananda went to the West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ship on which I crossed the Pacific from Japan was also very big. In the centre of the biggest ships are the first class compartments with some open space on either side; then comes the second class, flanked by the "steerage" on either side. At one end are the sailors' and servants' quarters. The steerage corresponds to the third class, in which very poor people go as passengers, as, for instance, those who are emigrating to America, Australia, etc. The accommodation for them is very small and the food is served not on tables but from hand to hand. There is no steerage in ships which ply between England and India, but they take deck-passengers. The open spa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classes is used by them for sitting or sleeping purposes. But I did not notice a single deck-passenger bound for a long journey. Only in 1893, on my way to China, I found a number of Chinamen going as deck-passengers from Bombay to Hongkong.
During stormy weather, the deck-passengers suffer great inconvenience, and also to a certain extent at ports when the cargo is unloaded. Excepting in the hurricane-deck which is on top of all, there is a square opening in all other decks, through which cargo is loaded and unloaded, at which times the deck-passengers are put to some trouble. Otherwise, it is very pleasant on the deck at night from Calcutta to Suez, and in summer, through Europe also. When the first and second class passengers are about to melt in their furnished compartments on account of the excessive heat, then the deck is almost a heaven in comparison. The second class in ships of this type is very uncomfortable. Only, in the ships of the newly started German Lloyd Company plying between Bergen, in Germany and Australia, the second class arrangements are excellent; there are cabins even in the hurricane-deck, and food arrangements are almost on a par with those of the first class in the "Golconda". That line touches Colombo on the way.
In the "Golconda" there are only two cabins on the hurricane-deck, one on each side; one is for the doctor, and the other was allotted to us. But owing to the excessive heat, we had to take shelter in the lower deck, for our cabin was just above the engine-room of the ship. Although the ship is made of iron, yet the passengers' cabins are made of wood. And there are many holes along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wooden walls of these, for the free passage of air. The walls are painted over with ivory-paint which has cost nearly £25 per room. There is a small carpet spread on the floor and against one of the walls are fixed two frameworks somewhat resembling iron bedsteads without legs,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Similarly on the opposite wall. Just opposite the entrance there is a wash-basin, over which there is a looking-glass, two bottles, and two tumblers for drinking water. Against the sides of each bed is attached a netting in brass frames which can be fixed up to the wall and again lowered down. In it the passengers put their watch and other important personal necessaries before retiring. Below the lower bedstead, there is room for storing the trunks and bags. The second class arrangements are on a similar plan, only the space is narrower and the furniture of an inferior quality. The shipping business is almost a monopoly of the English. Therefore in the ships constructed by other nations also, the food arrangement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the time, have to be made in the English fashion, to suit the large number of English passengers in them.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and, France, Germany, and Russia, as regards food and time. Just as in our country,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Bengal, Northern India, the Mahratta country, and Gujarat. But these differences are very little observed in the ships, because there, owing to a majority of English-speaking passengers, everything is being moulded after the English fashion.
The Captain is the highest authority in a ship. Formerly the Captain used to rule in the ship in the high seas, punishing offenders, hanging pirates, and so forth. Now he does not go so far, but his word is law on board a ship. Under him are four officers (or malims, in Indian vernacular). Then come four or five engineers, the chief engineer ranking equally with an officer and getting first class food. And there are four or five steersmen (sukanis, in Indian vernacular) who hold the helm by turns — they are also Europeans. The rest, comprising the servants, the sailors, and the coalmen are all Indian, and all of them Mohammedans; Hindu sailors I saw only on the Bombay side, in P. & O. ships. The servants and the sailors are from Calcutta, while the coalmen belong to East Bengal; the cooks also are Catholic Christians of East Bengal. There are four sweepers besides, whose duty it is to clear out dirty water from the compartments, make arrangements for bath and keep the latrines etc. clean and tidy. The Mohammedan servants and lascars do not take food cooked by Christians; besides, every day there are preparations of ham or bacon on board the ship. But they manage to set up some sort of privacy for themselves. They have no objection to taking bread prepared in the ship's kitchen, and those servants from Calcutta who have received the "new light" of civilisation, do not observe any restrictions in matters of food. There are three messes for the men, one for the servants, one for the sailors, and one for the coalmen. The company provides each mess with a cook and a servant; every mess has got a separate place for cooking. A few Hindu passengers, were going from Calcutta to Colombo, and they used to do their cooking in one of these kitchens after the servants had finished theirs. The servants draw their own drinking water. On every deck two pumps are fixed against the wall, one on each side; the one is for sweet and the other for salt water, and the Mohammedans draw sweet water from this for their own use. Those Hindus who have no objection to taking pipe-water can very easily go on these ships to England and elsewhere, observing all their orthodoxy in matters of food and drink. They can get a kitchen, and drinking water free from the touch of any, and even the bathing water need not be touched by anybody else; all kinds of food such as rice, pulse, vegetables, fish, meat, milk, and ghee are available on the ship, especially on these ships where mostly Indians are employed, to whom rice, pulse, radish, cabbage, and potato, etc. have to be supplied every day. The one thing necessary is money. With money you can proceed anywhere alone, observing full orthodoxy.
These Bengali servants are employed nowadays in almost all ships that ply between Calcutta and Europe. They are gradually forming into a class by themselves. Several nautical terms also are being coined by them; for instance, the captain is termed bariwallah (landlord); the officer malim; the mast 'dôl'; a sail sarh; bring down aria; raise habish (heave), etc.
The body of lascars and coalmen have each a head who is called serang, under whom are two or three tindals, and under these come the lascars and coalmen.
The head of the khansamas, or "boys", is the butler, over whom there is a European steward. The lascars wash and cleanse the ship, throw or wind up the cables, set down or lift the boats and hoist or strike sail (though this last is a rare occurrence in steamships) and do similar kind of work. The Serang and the Tindal are always moving about watching them and assisting in their work. The coalmen keep the fire steady in the engine-room; their duty is to fight day and night with fire and to keep the engines neat and clean. And it is no easy task to keep that stupendous engine and all its parts neat and tidy. The Serang and his assistant (or "Brother", in the lascar's parlance) are from Calcutta and speak Bengali; they look gentlemanly and can read and write, having studied in school; they speak tolerable English also. The Serang has a son, thirteen years of age, who is a servant of the Captain and waits at his door as an orderly. Seeing these Bengali lascars, coalmen, servants, and boys at work, the feeling of despair with regard to my countrymen which I had, was much abated. How they are slowly developing their manhood, with a strong physique — how fearless, yet docile! That cringing, sycophant attitude common to "natives" even the sweepers do not possess — what a transformation!
The Indian lascars do excellent work without murmur, and go on a quarter of a European sailor's pay. This has dissatisfied many in England, especially as many Europeans are losing their living thereby. They sometimes set up an agitation. Having nothing else to say against them — for the lascars are smarter in work than Europeans — they only complain that in rough weather, when the ship is in danger, they lose all courage. Good God! In actual circumstances, that infamy is found to be baseless. In times of danger, the European sailors freely drink through fear and make themselves stupid and out of use. Indian sailors never take a drop of liquor in their life, and up to now, not one of them has ever shown cowardice in times of great danger. Does the Indian soldier display any cowardice on the field of battle? No, but they must have leaders. An English friend of mine, named General Strong, was in India during the Sepoy Mutiny. He used to tell many stories about it. One day, in the course of conversation, I asked him how it was that the sepoys who had enough of guns,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at their disposal, and were also trained veterans, came to suffer such a defeat. He replied that the leaders among them, instead of advancing forward, only kept shouting from a safe position in the rear, "Fight on, brave lads", and so forth; but unles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goes ahead and faces death, the rank and file will never fight with heart. It is the same in every branch. "A captain must sacrifice his head," they say. If you can lay down your life for a cause, then only you can be a leader. But we all want to be leaders without making the necessary sacrifice. And the result is zero — nobody listens to us!
However much you may parade your descent from Aryan ancestors and sing the glories of ancient India day and night, and however much you may be strutting in the pride of your birth, you, the upper classes of India, do you think you are alive? You are but mummies ten thousand years old! It is among those whom your ancestors despised as "walking carrion" that the little of vitality there is still in India is to be found; and it is you who are the real "walking corpses". Your houses, your furniture, look like museum specimens, so lifeless and antiquated they are; and even an eye-witness of your manners and customs, your movements and modes of life, is inclined to think that he is listening to a grandmother's tale! When, even after making a personal acquaintance with you, one returns home, one seems to think one had been to visit the paintings in an art gallery! In this world of Maya, you are the real illusions, the mystery, the real mirage in the desert, you, the upper classes of India! You represent the past tense, with all its varieties of form jumbled into one. That one still seems to see you at the present time, is nothing but a nightmare brought on by indigestion. You are the void, the unsubstantial nonentities of the future. Denizens of the dreamland, why are you loitering any longer? Fleshless and bloodless skeletons of the dead body of Past India you are, why do you not quickly reduce yourselves into dust and disappear in the air? Ay, on your bony fingers are some priceless rings of jewel, treasured up by your ancestors, and within the embrace of your stinking corpses are preserved a good many ancient treasure-chests. Up to now you have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nd them over. Now under the British rule, in these days of free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pass them on to your heirs, ay, do it as quickly as you can. You merge yourselves in the void and disappear, and let New India arise in your place. Let her arise — out of the peasants' cottage, grasping the plough; out of the huts of the fisherman, the cobbler, and the sweeper. Let her spring from the grocer's shop, from beside the oven of the fritter-seller. Let her emanate from the factory, from marts, and from markets. Let her emerge from groves and forests, from hills and mountains. These common people have suffered oppress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 suffered it without murmur, and as a result have got wonderful fortitude. They have suffered eternal misery, which has given them unflinching vitality. Living on a handful of grain, they can convulse the world; give them only half a piece of bread, and the whole world will not be big enough to contain their energy; they are endowed with the inexhaustible vitality of a Raktabija. (A demon, in the Durgâ-Saptashati, every drop of whose blood falling on the ground produced another demon like him.) And, besides, they have got the wonderful strength that comes of a pure and moral life, which is not to be found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Such peacefulness, such contentment, such love, such power of silent and incessant work, and such manifestation of lion's strength in times of action — where else will you find these! Skeletons of the Past, there, before you, are your successors, the India that is to be. Throw those treasure-chests of yours and those jewelled rings among them, as soon as you can; and you vanish into the air, and be seen no more — only keep your ears open. No sooner will you disappear than you will hear the inaugural shout of Renaissant India, ringing with the voice of a million thunders and reverberating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Wah Guru Ki Fateh" — victory to the Guru!
Our ship is now in the Bay of Bengal, which is reported to be very deep. The little of it that was shallow has been silted up by the Ganga crumbling the Himalayas and washing dow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U.P.). That alluvial region is our Bengal. There is no indication of Bengal extending further beyond the Sunderbans. Some say that the Sunderbans were formerly the site of many villages and towns and were an elevated region. But many do not admit this now. However, the Sunderbans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Bay of Bengal have been the scene of many historic events. These were the rendezvous of the Portuguese pirates; the king of Arakan made repeated attempts to occupy this region, and here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gul Emperor tried his best to punish the Portuguese pirates headed by Gonzalez; and this has frequently been the scene of many fights between the Christians, Moguls, Mugs, and Bengalis.
The Bay of Bengal is naturally rough, and to add to this, it is the monsoon season, so our ship is rolling heavily. But then,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and there is no knowing what is to follow, as we are going to Madras. The greater part of Southern India belongs now to the Madras Presidency. What is there in mere extent of land? Even a desert turns into heaven when it falls to the care of a fortunate owner. The unknown petty village of Madras, formerly called Chinnapattanam or Madraspattanam, was sold by the Raja of Chandragiri to a company of merchants. Then the English had their principal trade in Java, and Bantam was the centre of England's Asiatic trade. Madras and other English trade settlements in India were under the control of Bantam. Where is that Bantam now? And what development that Madras has made! It is not whole truth to say that fortune favours the enterprising man; behind there must be the strength that comes of the Divine Mother. But I also admit that it is the enterprising men unto whom Mother gives strength.
Madras reminds one of a typical South Indian province; though even at the Jagannath Ghat of Calcutta, on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South by seeing the Orissa Brahmin with his border-shaven head and tufted hair, his variously painted forehead, the involuted slippers, in which only the toes may enter; that nose irritated with snuff and with that habit of covering the bodies of their children with sandalpaste prints. The Gujarati Brahmin, the jet-black Maharashtra Brahmin, and the exceptionally fair, cat-eyed square-headed Brahmin of Konkan — though all of them dress in the same way, and are all known as Deccanis, yet the typical southern Brahmin is to be found in Madras. That forehead covered over with the ample caste-mark of the Ramanuja sect — which to the uninitiated looks anything but sublime, (and whose imitation — the caste-mark of the Ramananda sect of Northern India — is hailed with many a facetious rhyme — and which completely throws into the shade the custom prevailing in Bengal among leaders of the Vaishnavite sect, of frightfully imprinting their whole body); that Telugu, Tamil, and Malayalam speech of which you won't understand a single syllable even if you hear it spoken for six years and in which there is a play of all possible varieties of 'I' and 'd' sounds; that eating of rice with 'black-peppered dal soup' — each morsel of which sends a shiver through the heart (so pungent and so acid!); that addition of margosa leaves, oats, etc., by way of flavour, that taking of "rice-and-curd" etc., that bath with gingili oil rubbed over the body, and the frying of fish in the same oil — without these how can one conceive the southern country?
Again, the South has Hinduism alive during the Mohammedan rule and even for some time previous to it. It was in the South that Shankaracharya was born, among that caste who wear a tuft on the front of the head and eat food prepared with cocoanut oil: this was the country that produced Ramanuja: it was also the birthplace of Madhva Muni. Modern Hinduism owes its allegiance to these alone. The Vaishnavas of the Chaitanya sect form merely a recension of the Madhva sect; the religious reformers of the North such as Kabir, Dadu, Nanak, and Ramsanehi are all an echo of Shankaracharya; there you find the disciples of Ramanuja occupying Ayodhya and other places. These Brahmins of the South do not recognise those of the North as true Brahmins, nor accept them as disciples, and even to the other day would not admit them to Sannyasa. The people of Madras even now occupy the principal seats of religion. It was in the South that when people of North India were hiding themselves in woods and forests, giving up their treasures, their household deities, and wives and children, before the triumphant war-cry of Mohammedan invaders — the suzerainty of the King of Vidyânagar was established firm as ever. In the South, again, was born the wonderful Sâyanâchârya — the strength of whose arms, vanquishing the Mohammedans, kept King Bukka on his throne, whose wise counsels gave stability to the Vidyanagar Kingdom, whose state-policy established last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Deccan, whose superhuman genius and extraordinary industry produced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whole Vedas — and the product of whose wonderful sacrifice, renunciation, and researches was the Vedanta treatise named Panchadashi — that Sannyasin Vidyâranya Muni or Sayana (According to some, Sayana, the commentator of the Vedas, was the brother of Vidyaranya Muni.) was born in this land. The Madras Presidency is the habitat of that Tamil race whose civilisation was the most ancient, and a branch of whom, called the Sumerians, spread a vast civilisation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in very ancient times; whose astrology, religious lore, morals, rites, etc., furn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civilisations; and whose mythology was the source of the Christian Bible. Another branch of these Tamils spread from the Malabar coast and gave rise to the wonderful Egyptian civilisation, and the Aryans also are indebted to this race in many respects. Their colossal temples in the South proclaim the triumph of the Veera Shaiva and Veera Vaishnava sects. The great Vaishnava religion of India has also sprung from a Tamil Pariah — Shathakopa — "who was a dealer in winnowing-fans but was a Yogin all the while". And the Tamil Alwars or devotees still command the respect of the whole Vaishnava sect. Even now the study of the Dvaita, Vishishtâdvaita and Advaita systems of Vedanta is cultivated more in South India than anywhere else. Even now the thirst for religion is stronger here than in any other place.
In the night of the 24th June, our ship reached Madras. Getting up from bed in the morning, I found that we were within the enclosed space of the Madras harbour. Within the harbour the water was still, but without, towering waves were roaring, which occasionally dashing against the harbour-wall were shooting up fifteen or twenty feet high into the air and breaking in a mass of foam. In front lay the well-known Strand Road of Madras. Two European Police Inspectors, a Jamadar of Madras and a dozen Constables boarded our ship and told me with great courtesy that "natives" were not allowed to land on the shore, but the Europeans were. A "native", whoever he might be, was of such dirty habits that there was every chance of his carrying plague germs about; but the Madrasis had asked for a special permit for me, which they might obtain. By degrees the friends of Madras began to come near our vessel on boats in small groups. As all contact was strictly forbidden, we could only speak from the ship, keeping some space between. I found all my friends — Alasinga, Biligiri, Narasimachary, Dr. Nanjunda Rao, Kidi, and others on the boats. Basketfuls of mangoes, plantains, cocoanuts, cooked rice-and-curd, and heaps of sweet and salt delicacies, etc. began to come in. Gradually the crowd thickened — m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boats everywhere. I found also Mr. Chamier, my English friend who had come out to Madras as a barrister-at-law. Ramakrishnananda and Nirbhayananda made some trips near to the ship. They insisted on staying on the boat the whole day in the hot sun, and I had to remonstrate with them, when they gave up the idea. And as the news of my not being permitted to land got abroad, the crowd of boats began to increase still more. I, too, began to feel exhaustion from leaning against the railings too long. Then I bade farewell to my Madrasi friends and entered my cabin. Alasinga got no opportunity to consult me about the Brahmavadin and the Madras work; so he was going to accompany me to Colombo. The ship left the harbour in the evening, when I heard a great shout, and peeping through the cabin-window, I found that about a thousand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f Madras who had been sitting on the harbour-walls, gave this farewell shout when the ship started. On a joyous occasion the people of Madras also, like the Bengalis, make the peculiar sound with the tongue known as the Hulu.
It took us four days to go from Madras to Ceylon. That rising and heaving of waves which had commenc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Ganga began to increase as we advanced, and after we had left Madras it increased still more. The ship began to roll heavily, and the passengers felt terribly sea-sick, and so did the two Bengali boys. One of them was certain he was going to die, and we had to console him with great difficulty, assuring him that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as it was quite a common experience and nobody ever died of it. The second class, again, was right over the screw of the ship. The two Bengali lads, being natives, were put into a cabin almost like a black-hole, where neither air nor light had any access. So the boys could not remain in the room, and on the deck the rolling was terrible. Again, when the prow of the ship settled into the hollow of a wave and the stern was pitched up, the screw rose clear out of the water and continued to wheel in the air, giving a tremendous jolting to the whole vessel. And the second class then shook as when a rat is seized by a cat and shaken.
However, this was the monsoon season. The more the ship would proceed westwards, the more gale and wind she would have to encounter. The people of Madras had given plenty of fruits, the greater part of which, and the sweets, and rice-and-curd, etc., I gave to the boys. Alasinga had hurriedly bought a ticket and boarded the ship barefooted. He says he wears shoes now and then. Ways and manners differ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n Europe it is a great shame on the part of ladies to show their feet, but they feel no delicacy in exposing half their bust. In our country, the head must be covered by all means, no matter if the rest of the body is well covered or not. Alasinga, the editor of the Brahmavadin, who is a Mysore Brahmin of the Ramanuja sect, having a fondness for Rasam (Pungent and sour dal soup.) with shaven head and forehead overspread with the caste-mark of the Tengale sect, has brought with him with great care, as his provision for the voyage, two small bundles, in one of which there is fried flattened rice, and in another popped rice and fried peas! His idea is to live upon these during the voyage to Ceylon, so that his caste may remain intact. Alasinga had been to Ceylon once before, at which his caste-people tried to put him into some trouble, without success. That is a saving feature in the caste-system of India — if one's caste-people do not object, no one else has any right to say anything against him. And as for the South India castes — some consist of five hundred souls in all, some even hundred, or at most a thousand, and so circumscribed is their limit that for want of any other likely bride, one marries one's sister's daughter! When railways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 Mysore, the Brahmins who went from a distance to see the trains were outcasted! However, one rarely finds men like our Alasinga in this world — one so unselfish, so hard-working and devoted to his Guru, and such an obedient disciple is indeed very rare on earth. A South Indian by birth, with his head shaven so as to leave a tuft in the centre, bare-footed, and wearing the Dhoti, he got into the first class; he was strolling now and then on the deck and when hungry, was chewing some of the popped rice and peas! The ship's servants generally take all South Indians to be Chettis (merchants) and say that they have lots of money, but will not spend a bit of it on either dress or food! But the servants are of opinion that in our company Alasinga's purity as a Brahmin is getting contaminated. And it is true — for the South Indians lose much of their caste-rigours through contact with us.
Alasinga did not feel sea-sick. Brother T__ felt a little trouble at the beginning but is now all right. So the four days passed in various pleasant talks and gossip. In front of us is Colombo. Here we have Sinhal — Lanka. Shri Ramachandra crossed over to Lanka by building a bridge across and conquered Ravana, her King. Well, I have seen the bridge, and also, in the palace of the Setupati Maharaja of Ramnad, the stone slab on which Bhagavan Ramachandra installed his ancestor as Setupati for the first time. But the Buddhist Ceylonese of these sophisticated times will not admit this. They say that in their country there is not even a tradition to indicate it. But what matters their denial? Are not our "old books" authorities enough? Then again, they call their country Sinhal and will not term it Lanka (Means also "Chillies" in Bengal.) — and how should they? There is no piquancy either in their words, or in their work, or in their nature, or in their appearance! Wearing gowns, with plaited hair, and in that a big comb — quite a feminine appearance! Again, they have slim, short, and tender womanlike bodies. These — the descendants of Ravana and Kumbhakarna! Not a bit of it! Tradition says they have migrated from Bengal — and it was well done. That new type of people who are springing in Bengal — dressed like women, speaking in soft and delicate accents, walking with a timid, faltering gait, unable to look any one in the face and from their very birth given to writing love poems and suffering the pangs of separation from their beloved — well, why do they not go to Ceylon, where they will find their fellows! Are the Government asleep? The other day they created a great row trying to capture some people in Puri. Why, in the metropolis itself are many worth seizing and packing off!
There was a very naughty Bengali Prince, named Vijaya Sinha, who quarrelled with his father, and getting together a few more fellows like him set sail in a ship, and finally came upon the Island of Ceylon. That country was then inhabited by an aboriginal tribe whose descendants are now known as the Bedouins. The aboriginal king received him very cordially and gave him his daughter in marriage. There he remained quietly for some time, when one night, conspiring with his wife, with a number of fellows, he took the king and his nobles by surprise and massacred them. Then Vijaya Sinha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eylon. But his wickedness did not end here. After a time he got tired of his aboriginal queen, and got more men and more girls from India and himself married a girl named Anurâdhâ, discarding his first aboriginal wife. Then he began to extirpate the whole race of the aborigines, almost all of whom were killed, leaving only a small remnant who are still to be met with in the forests and jungles. In this way Lanka came to be called Sinhal and became, to start with, colony of Bengali ruffians!
In course of time, under the regime of Emperor Asoka, his son Mahinda and his daughter Sanghamittâ, who had taken the vow of Sannyasa, came to the Island of Ceylon as religious missionaries. Reaching there, they found the people had grown quite barbarous, and, devoting their whole lives, they brought them back to civilis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they framed good moral laws for them and converted them to Buddhism. Soon the Ceylonese grew very staunch Buddhists, and built a great city in the centre of the island and called it Anuradhapuram. The sight of the remains of this city strikes one dumb even today — huge stupas, and dilapidated stone building extending for miles and miles are standing to this day; and a great part of it is overgrown with jungles which have not yet been cleared. Shaven-headed monks and nuns, with the begging bowl in hand and clothed in yellow robes, spread all over Ceylon. In places colossal temples were reared containing huge figure of Buddha in meditation, of Buddha preaching the Law, and of Buddha in a reclining posture — entering into Nirvana. And the Ceylonese, out of mischief, painted on the walls of the temples the supposed state of things in Purgatory — some are being thrashed by ghosts, some are being sawed, some burnt, some fried in hot oil, and some being flayed — altogether a hideous spectacle! Who could know that in this religion, which preached "noninjury as the highest virtue", there would be room for such things! Such is the case in China, too, so also in Japan. While preaching non-killing so much in theory, they provide for such an array of punishments as curdles up one's blood to see. Once a thief broke into the house of a man of this non-killing type. The boys of the house caught hold of the thief and were giving him a sound beating. The master hearing a great row came out on the upper balcony and after making inquiries shouted out, "Cease from beating, my boys. Don't beat him. Non-injury is the highest virtue." The fraternity of junior non-killers stopped beating and asked the master what they were to do with the thief. The master ordered, "Put him in a bag, and throw him into water." The thief, much obliged at this humane dispensation, with folded hands said, "Oh! How great is the master's compassion!" I had heard that the Buddhists were very quiet people and equally tolerant of all religions. Buddhist preachers come to Calcutta and abuse us with choice epithets, although we offer them enough respect. Once I was preaching at Anuradhapuram among the Hindus — not Buddhists — and that in an open maidan, not on anybody's property — when a whole host of Buddhist monks and laymen, men and women, came out beating drums and cymbals and set up an awful uproar. The lecture had to stop, of course, and there was the imminent risk of bloodsh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I had to persuade the Hindus that we at any rate might practise a bit of non-injury, if they did not. Then the matter ended peacefully.
Gradually Tamilian Hindus from the north began slowly to migrate into Ceylon. The Buddhists, finding themselves in untoward circumstances, left their capital to establish a hill-station called Kandy, which, too, the Tamilians wrested from them in a short time and placed a Hindu king on the throne. Then came hordes of Europeans — the Spaniards,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Lastly the English have made themselves kings. The royal family of Kandy have been sent to Tanjore, where they are living on pension and Mulagutanni Rasam.
In northern Ceylon there is a great majority of Hindus, while in the southern part, Buddhists and hybrid Eurasians of different types preponderate. The principal seat of the Buddhists is Colombo, the present capital, and that of the Hindus is Jaffna. The restrictions of caste are here much less than in India; the Buddhists have a few in marriage affairs, but none in matters of food, in which respect the Hindus observe some restrictions. All the butchers of Ceylon were formerly Buddhists; now the number is decreasing owing to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Most of the Buddhists are now changing their anglicised titles for native ones. All the Hindu castes have mixed together and formed a single Hindu caste, in which, like the Punjabi Jats, one can marry a girl of any caste — even a European girl at that. The son goes into a temple, puts the sacred trilinear mark on the forehead, utters "Shiva, Shiva", and becomes a Hindu. The husband may be a Hindu, while the wife is a Christian. The Christian rubs some sacred ash on the forehead, utters "Namah Pârvatipatayé" (salutation to Shiva), and she straightway becomes a Hindu. This is what has made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so cross with you. Since your coming into Ceylon, many Christians, putting sacred ash on their head and repeating "Salutation to Shiva", have become Hindus and gone back to their caste. Advaitavâda and Vira-Shaivavâda are the prevailing religions here. In place of the word "Hindu" one has to say "Shiva". The religious dance and Sankirtana which Shri Chaitanya introduced into Bengal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South, among the Tamil race. The Tamil of Ceylon is pure Tamil and the religion of Ceylon is equally pure Tamil religion. That ecstatic chant of a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ir singing of devotional hymns to Shiva, the noise of a thousand Mridangas (A kind of Indian drum.) with the metallic sound of big cymbals, and the frenzied dance of these ash-covered, red-eyed athletic Tamilians with stout rosaries of Rudrâksha beads on their neck, looking just like the great devotee, Hanuman — you can form no idea of these, unless you personally see the phenomenon.
Our Colombo friends had procured a permit for our landing, so we landed and met our friends there. Sir Coomara Swami is the foremost man among the Hindus: his wife is an English lady, and his son is barefooted and wears the sacred ashes on his forehead. Mr. Arunachalam and other friends came to meet me. After a long time I partook of Mulagutanni and the king-cocoanut. They put some green cocoanuts into my cabin. I met Mrs. Higgins and visited her boarding school for Buddhist girls. I also visited the monastery and school of our old acquaintance, the Countess of Canovara. The Countess' house is more spacious and furnished than Mrs. Higgins's. The Countess has invested her own money, whereas Mrs. Higgins has collected the money by begging. The Countess herself wears a Gerua cloth after the mode of the Bengali Sari. The Ceylonese Buddhists have taken a great fancy to this fashion, I found. I noticed carriage after carriage of women, all wearing the same Bengali Sari.
The principal place of pilgrimage for the Buddhists is the Dalada Maligawa or Tooth-temple at Kandy, which contains a tooth of Lord Buddha. The Ceylonese say it was at first in the Jagannath Temple at Puri and after many vicissitudes reached Ceylon, where also there was no little trouble over it. Now it is lying safe. The Ceylonese have kept good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mselves, not like those of ours — merely cock and bull stories. And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lso are well preserved here in the ancient Magadhi dialect. From here the Buddhist religion spread to Burma, Siam,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Ceylonese Buddhists recognise only Shâkyamuni mentioned in their scriptures and try to follow his precepts. They do not, like the people of Nepal, Sikkim, Bhutan, Ladak, China, and Japan, worship Shiva and do not know the worship with mystical Mantras of such goddesses as Târâ Devi and so forth. But they believe in possession by spirits and things of that sort. The Buddhists have now split into two schools,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the Northern school calls itself the Mahâyâna, and the Southern school, comprising the Ceylonese, Burmese, Siamese, etc., Hinayâna. The Mahâyâna branch worships Buddha in name only; their real worship is of Tara Devi and of Avalokiteshwara (whom the Japanese, Chinese and Koreans call Wanyin); and there is much use of various cryptic rites and Mantras. The Tibetans are the real demons of Shiva. They all worship Hindu gods, play the Damaru, (A tabor shaped like an hour-glass.) keep human skulls, blow horns made of the bones of dead monks, are much given to wine and meat, and are always exorcising evil spirits and curing diseases by means of mystical incantations. In China and Japan, on the walls of all the temples I have observed various monosyllabic Mantras written in big gilt letters, which approach the Bengali characters so much that you can easily make out the resemblance.
Alasinga returned to Madras from Colombo, and we also got on board our ship, with presents of some lemons from the orchard of Coomara Swami, some king-cocoanuts, and two bottles of syrup, etc. (The god Kârtikeya has various names, such as Subrahmanya, Kamâra Swâmi etc. In the South the worship of this god is much in vogue; they call Kartikeya an incarnation of the sacred formula "Om".)
The ship left Colombo on the morning of 25th June. Now we have to encounter full monsoon conditions. The more our ship is advancing, the more is the storm increasing and the louder is the wind howling — there is incessant rain, and enveloping darkness; huge waves are dashing on the ship's deck with a terrible noise, so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stay on the deck. The dining table has been divided into small squares by means of wood partitions, placed lengthwise and breadthwise, called fiddle, out of which the food articles are jumping up. The ship is creaking, as if it were going to break to pieces. The Captain says, "Well, this year's monsoon seems to be unusually rough". The Captain is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who spent many years in the Chinese Sea and Indian Ocean; a very entertaining fellow, very clever in telling cock and bull stories. Numerous stories of pirates — how Chinese coolies used to kill ship's officers, loot the whole ship and escape — and other stories of that ilk he is narrating. And there is nothing else to do, for reading or writing is out of the question in such heavy rolling.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sit inside the cabin; the window has been shut for fear of the waves getting in. One day Brother T__ kept it slightly ajar and a fragment of a wave entered and flooded the whole cabin! And who can describe the heaving and tossing on the deck! Amid such conditions, you must remember, the work for your Udbodhan is going 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are two Christian missionary passengers on our ship, one of whom is an American, with a family — a very good man, named Bogesh. He has been married seven years, and his children number half-a-dozen. The servants call it God's special grace — though the children perhaps, feel differently. Spreading a shabby bed on the deck, Mrs. Bogesh makes all the children lie on it and goes away. They make themselves dirty and roll on the deck, crying aloud. The passengers on the deck are always nervous and cannot walk about on the deck, lest they might tread on any of Bogesh's children. Making the youngest baby lie in a square basket with high sides, Mr. and Mrs. Bogesh sit in a corner for four hours, huddled together. One finds it hard to appreciate your European civilisation. If we rinse our mouth or wash our teeth in public — they say it is barbarous, these things ought to be done in private. All right, but I put it to you, if it is not also decent to avoid such acts as the one above referred to, in public. And you run after this civilisation! However you cannot understand what good Protestantism has done to North Europe, unless you see the Protestant clergy. If then ten crores of English people die, and only the priests survive, in twenty years another ten crores will be raised!
Owing to the rolling of the ship most of the passengers are suffering from headache. A little girl named Tootle is accompanying her father; she has lost her mother. Our Nivedita has become a mother to Tootle and Bogesh's children. Tootle has been brought up in Mysore with her father who is a planter. I asked her, "Tootle, how are you?" She replied, "This Bungalow is not good and rolls very much, which makes me sick." To her every house is a bungalow. One sickly child of Bogesh suffers specially from want of care; the poor thing is rolling on the wooden deck the whole day. The old Captain now and then comes out of his cabin and feeds him with some soup with a spoon, and pointing to his slender legs says, "What a sickly child — how sadly neglected!"
Many desire eternal happiness. But if happiness were eternal, misery also would be eternal, just think of that. Could we in that case have ever reached Aden! Fortunately neither happiness nor misery is eternal; therefore in spite of our six days' journey being prolonged into fourteen days, and our buffeting terrible wind and rain night and day, we at last did reach Aden. The more we were ahead of Colombo, the more the storm and rain increased, the sky became a lake, and the wind and the waves grew fierce; and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ship to proceed, breasting such wind and wave, and her speed was halved. Near the island of Socotra, the monsoon was at its worst. The Captain remarked that this was the centre of the monsoon, and that if we could pass this, we should gradually reach calmer waters. And so we did. And this nightmare also ended.
On the evening of the 8th, we reached Aden. No one, white or black, is allowed to land, neither is any cargo allowed into the ship. And there are not many things worth seeing here. You have only barren stretches of sand, bearing some resemblance to Rajputana, and treeless, verdureless hills. In between the hills there are forts and on the top are the soldiers' barracks. In front are the hotels and shops arranged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which are discernible from the ship. Many ships are lying in anchor. One English, and one German man-of-war came in; the rest are either cargo or passenger ships. I had visited the town last time. Behind the hills are the native barracks and the bazar. A few miles from there, there are big pits dug into the sides of the hills, where the rain-water accumulates. Formerly that was the only source of water. Now by means of an apparatus they distil the sea water and get good fresh water, which, however, is very dear. Aden is just like an Indian town — with its large percentage of Indian civil and military population. There are a good many Parsee shopkeepers and Sindhi merchants. Aden is a very ancient place — the Roman Emperor Constantius sent a batch of missionaries here to preach Christianity. Then the Arabs rose and killed these Christians, whereupon the Roman Emperor asked the King of Abyssinia — long a Christian country — to punish them. The Abyssinian King sent an army and severely punished the Arabs of Aden. Afterwards Aden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Samanidi Kings of Persia. It is they who are reputed to have first excavated those cave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water. Then, after the rise of Mohammedanism, Aden passed into the hands of the Arabs. After a certain time, a Portuguese general made ineffectual attempts to capture the place. Then the Sultan of Turkey made the place a naval base with the object of expelling the Portuguese from the Indian Ocean.
Again it passed into the possession of the neighbouring Arabian ruler. Afterwards, the English purchased it and they built the present town. Now the warships of all the powerful nations are cruising all over the world, and everyone wants to have a voice in every trouble that arises in any part of it. Every nation wants to safeguard its supremacy, political interest, and commerce. Hence they are in need of coal every now and then. As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 get a supply of coal from an enemy country in times of war, every Power wants to have a coaling station of its own. The best sites have been already occupied by the English; the French have come in for the next best; and after them the other Powers of Europe have secured, and are securing, sites for themselves either by force or by purchase, or by friendly overture. The Suez Canal is now the link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and i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French. Consequently the English have made their position very strong at Aden, and the other Powers also have each made a base for themselves along the Red Sea. Sometimes this rage for land brings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Italy, trodden under foreign feet for seven centuries, stood on her legs after enormous difficulties. But immediately after doing this, she began to think a lot of herself and became ambitious of foreign conquest. In Europe no nation can seize a bit of land belonging to another; for all the Powers would unite to crush the usurper. In Asia also, the big Powers — the English, Russians, French, and Dutch — have left little space unoccupied. Now there remained only a few bits of Africa, and thither Italy directed her attention. First she tried in North Africa, where she met with opposition from the French and desisted. Then the English gave her a piece of land on the Red Sea, with the ulterior object that from that centre Italy might absorb the Abyssinian territory. Italy, too, came on with an army. But the Abyssinian King, Manalik, gave her such a beating that Italy found it difficult to save herself by fleeing from Africa. Besides, Russian and Abyssinian Christianity being, as is alleged, very much alike, the Russian Czar is an ally of the Abyssinians at bottom.
Well, our ship is now passing through the Red Sea. The missionary said, "This is the Red Sea, which the Jewish leader Moses crossed on foot with his followers. And the army which the Egyptian King Pharaoh sent for their capture was drowned in the sea, the wheels of their war-chariots having stuck in the mud" — like Karna's in the Mahâbhârata story. He further said that this could now be proved by modern scientific reasons. Nowadays in every country it has become a fashion to support the miracles of religion by scientific argument. My friend, if these phenomena were the outcome of natural forces, where then is there room for their intervention of your god "Yave"? A great dilemma! — If they are opposed to science, those miracles are mere myths, and your religion is false. And even if they are borne out by science, the glory of your god is superfluous, and they are just like any other natural phenomena. To this, Priest Bogesh replied, "I do not know all the issues involved in it, I simply believe." This is all right — one can tolerate that. But then there is a party of men, who are very clear in criticising others' views and bringing forward arguments against them, but where they themselves are concerned, they simply say, "I only believe, my mind testifies to their veracity." These are simply unbearable. Pooh! What weight has their intellect? Absolutely nothing! They are very quick to label the religious beliefs of others as superstitious, especially those which have been condemned by the Europeans, while in their own case they concoct some fantastic notions of Godhead and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emotions over them.
The ship is steadily sailing north. The borders of this Red Sea were a great centre of ancient civilisation. There, on the other side, are the deserts of Arabia, and on this — Egypt. This is that ancient Egyp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hese Egyptians starting from Punt (probably Malabar) crossed the Red Sea, and steadily extended their kingdom till they reached Egypt. Wonderful was the expansion of their power, their territory, and their civilisation. The Greeks were the disciples of these. The wonderful mausoleums of their kings, the Pyramids, with figures of the Sphinx, and even their dead bodies are preserved to this day. Here lived the ancient Egyptian peoples, with curling hair and ear-rings, and wearing snow-white dhotis without one end being tucked up behind. This is Egypt — the memorable stage where the Hyksos, the Pharaohs, the Persian Emperors,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Ptolemies, and the Roman and Arab conquerors played their part. So many centuries ago, they left their history inscribed in great detail in hieroglyphic characters on papyrus paper, on stone slabs, and on the sides of earthen vessels.
This is the land where Isis was worshipped and Horus flourished. According to these ancient Egyptians, when a man dies, his subtle body moves about; but any injury done to the dead body affects the subtle bod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ormer means the total annihilation of the latter. Hence they took so much pains to preserve the corpse. Hence the pyramids of the kings and emperors. What devices, how much labour — alas, all in vain! Lured by the treasures, robbers have dug into the pyramids, and penetrating the mysteries of the labyrinths, have stolen the royal bodies. Not now — it was the work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themselves. Some five or six centuries ago, these desiccated mummies the Jewish and Arab physicians looked upon as possessing great medicinal virtues and prescribed them for patients all over Europe. To this day, perhaps, it is the genuine "Mumia" of Unani and Hakimi methods of treatment!
Emperor Asoka sent preachers to this Egyp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Ptolemy dynasty. They used to preach religion, cure diseases, live on vegetable food, lead celibate lives, and make Sannyasin disciples. They came to found many sects — the Therapeutae, Essenes, Manichaeans, and the like; from which modern Christianity has sprung. It was Egypt that became, during the Ptolemaic rule, the nursery of all learning. Here was that city of Alexandria,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for its university, its library, and its literati — that Alexandria which, falling into the hands of illiterate, bigoted, and vulgar Christians suffered destruction, with its library burnt to ashes and learning stamped out! Finally, the Christians killed the lady servant, Hypatia, subjected her dead body to all sorts of abominable insult, and dragged it through the streets, till every bit of flesh was removed from the bones!
And to the south lie the deserts of Arabia — the mother of heroes. Have you ever seen a Bedouin Arab, with a cloak on, and a big kerchief tied on his head with a bunch of woollen strings? — That gait, that pose of standing, and that look, you will find in no other country. From head to foot emanates the freedom of open unconfined desert air — there you have the Arab. When the bigotry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barbarity of the Goths extinguished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sation, when Persia was trying to hide her internal putrefaction by adding layer after layer of gold-leaf upon it, when, in India, the sun of splendour of Pataliputra and Ujjain had set, leaving some illiterate, tyrant kings to rule over her, and the corruptions of dreadful obscenities and the worship of lust festering within — when such was the state of the world, this insignificant, semi-brutal Arab race spread like lightning over its surface.
There you see a steamer coming from Mecca, with a cargo of pilgrims; behold — the Turk in European dress, the Egyptian in half-European costume, the Syrian Mussalman in Iranian attire, and the real Arab wearing a cloth reaching down the knee. Before the time of Mohammed, it was the custom to circumambulate round the Cabba temple in a state of nudity; since his time they have to wrap round a cloth.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our Mohammedans unloose the strings of their trousers, and let their cloth hang down to the feet. Gone are those days for the Arabs. A continual influx of Kaffir, Sidi, and Abyssinian blood has changed their physique, energy, and all — the Arab of the desert is completely shorn of his former glory. Those that live in the north are peaceful citizens of the Turkish State. But the Christian subjects of the Sultan hate the Turks and love the Arabs. They say that the Arabs are amenable to education, become gentlemen, and are not so troublesome, while the real Turks oppress the Christians very much.
Though the desert is very hot, that heat is not enervating. There is no further trouble if you cover your body and head against it. Dry heat is not only not enervating, on the contrary it has a marked toning effect. The people of Rajputana, Arabia, and Africa are illustrations of this. In certain districts of Marwar, men, cattle, horses, and all are strong and of great stature. It is a joy to look at the Arabs and Sidis. Where the heat is moist, as in Bengal, the body is very much enervated, and every animal is weak.
The very name of the Red Sea strikes terror into the hearts of the passengers — it is so dreadfully hot, specially in summer, as it is now. Everyone is seated on the deck and recounts a story of some terrible accident, according to his knowledge. The Captain has outbidden them all. He says that a few days ago a Chinese man-of-war was passing through the Red Sea, and her Captain and eight sailors who worked in the coal-room died of heat.
Indeed, those who work in the coal-room have in the first place to stand in a pit of fire, and then there is the terrible heat of the Red Sea. Sometimes they run mad, rush up to the deck, plunge into the sea, and are drowned; or sometimes they die of heat in the engine-room itself.
These stories were enough to throw us out of our wits, nearly. But fortunately we did not experience so much heat. The breeze, instead of being a south-wind, continued to blow from the north, and it was the cool breeze of the Mediterranean.
On the 14th of July the steamer cleared the Red Sea and reached Suez. In front is the Suez Canal. The steamer has cargo for Suez. Well, Egypt is now under a visitation of plague, and possibly we are also carrying its germs. So there is the risk of contagion on both sides. Compared with the precautions taken here against mutual contact, well, those of our country are as nothing. The goods have to be unloaded, but the coolie of Suez must not touch the ship. It meant a good deal of extra trouble for the ship's sailors. They have to serve as coolies, lift up the cargo by means of cranes and drop it, without touching, on the Suez boats which carry it ashore. The agent of the Company has come near the ship in a small launch, but he is not allowed to board her. From the launch he is talking with the Captain who is in his ship. You must know this is not India, where the white man is beyond the plague regulations and all — here is the beginning of Europe. And all this precaution is taken lest the rat-borne plague finds an entrance into this heaven.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plague-germs is ten days; hence the quarantine for ten days. We have however passed that period, so the disaster has been averted for us. But we shall be quarantined for ten days more if we but touch any Egyptian. In that case no passengers will be landed either at Naples or at Marseilles. Therefore every kind of work is being done from a distance, free from contact. Consequently it will take them the whole day to unload the cargo in this slow process. The ship can easily cross the Canal in the night, if she be provided with a searchlight; but if that is to be fitted, the Suez people will have to touch the ship — there, you have ten days' quarantine. She is therefore not to start in the night, and we must remain as we are in this Suez harbour for twenty-four hours!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natural harbour, surrounded almost on three sides by sandy mounds and hillocks, and the water also is very deep. There are innumerable fish and sharks swimming in it. Nowhere else on earth are sharks in such plenty as in this port and in the port of Sydney, in Australia — they are ready to swallow men at the slightest opportunity! Nobody dares to descend into the water. Men, too, on their part are dead against the snakes and sharks and never let slip an opportunity to kill them.
In the morning, even before breakfast, we came to learn that big sharks were moving about behind the ship. I had never before an opportunity to see live sharks — the last time I came, the ship called at Suez for only a very short time, and that too, close to the town. As soon as we heard of the sharks, we hastened to the spot. The second class was at the stern of the ship, and from its deck, crowd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leaning over the railings to see the sharks. But our friends, the sharks, had moved off a little when we appeared on the spot, which damped our spirit very much. But we noticed that shoals of a kind of fish with bill-like heads were swimming in the water, and there was a species of very tiny fish in great abundance. Now and then a big fish, greatly resembling the hilsa, was flitting like an arrow hither and thither. I thought, he might be a young shark, but on inquiry I found it was not. Bonito was his name. Of course I had formerly read of him, and this also I had read that he was imported into Bengal from the Maldives as dried fish, on big-sized boats. It was also a matter of report that his meat was red and very tasteful. And we were now glad to see his energy and speed. Such a large fish was flitting through the water like an arrow, and in that glassy sea-water every movement of his body was noticeable. We were thus watching the bonito's circuits and the restless movements of the tiny fish for twenty minutes of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 three quarters — we were almost tired of it, when somebody announced — there he was. About a dozen people shouted, "There he is coming!" Casting my eyes I found that at some distance a huge black thing was moving towards us, six or seven inches below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Gradually the thing approached nearer and nearer. The huge flat head was visible; now massive his move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the bonito's flitting in it. But once he turned his head, a big circuit was made. A gigantic fish; on he comes in a solemn gait, while in front of him are one or two small fish, and a number of tiny ones are playing on his back and all about his body. Some of them are holding fast on to his neck. He is your shark with retinue and followers. The fish which are preceding him are called the pilot fish. Their duty is to show the shark his prey, and perhaps be favoured with crumbs of his meal. But as one looks at the terrible gaping jaws of the shark, one doubts whether they succeed much in this latter respect. The fish which are moving about the shark and climbing on his back, are the "suckers". About their chest there is a flat, round portion, nearly four by two inches, which is furrowed and grooved, like the rubber soles of many English shoes. That portion the fish applies to the shark's body and sticks to it; that makes them appear as if riding on the shark's body and back. They are supposed to live on the worms etc. that grow on the shark's body. The shark must always have his retinue of these two classes of fish. And he never injures them, considering them perhaps as his followers and companions. One of these fish was caught with a small hook and line. Someone slightly pressed the sole of his shoe against its chest and when he raised his foot, it too was found to adhere to it. In the same way it sticks to the body of the shark.
The second class passengers have got their mettle highly roused. One of them is a military man and his enthusiasm knows no bounds. Rummaging the ship they found out a terrible hook — it outvied the hooks that are used in Bengal for recovering water-pots that have accidentally dropped into wells. To this they tightly fastened about two pounds of meat with a strong cord, and a stout cable was tied to it. About six feet from it, a big piece of wood was attached to act as a float. Then the hook with the float was dropped in the water. Below the ship a police boat was keeping guard ever since we came, lest there might be any contact between us and the people ashore. On this boat there were two men comfortably asleep, which made them much despised in the eyes of the passengers. At this moment they turned out to be great friends. Roused by the tremendous shouts, our friend, the Arab, rubbed his eyes and stood up. He was preparing to tuck up his dress, imagining some trouble was at hand, when he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so much shouting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request to him to remove the beam that was meant as a float to catch the shark, along with the hook, to a short distance. Then he breathed a sigh of relief, and grinning from ear to ear he managed to push the float to some distance by means of a pole. While we in eagerness stood on tiptoe, leaning over the railing, and anxiously waited for the shark — "watching his advent with restless eyes"; (From Jayadeva, the famous Sanskrit Poet of Bengal.) and as is always the case with those for whom somebody may be waiting with suspense, we suffered a similar fate — in other words, "the Beloved did not turn up". But all miseries have an end, and suddenly about a hundred yards from the ship, something of the shape of a water-carrier's leather bag, but much larger, appeared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and immediately there was the hue and cry, "There is the shark!" "Silence, you boys and girls! — the shark may run off". — "Hallo, you people there, why don't you doff your white hats for a while? — the shark may shy". — While shouts like these were reaching the ear, the shark, denizen of the salt sea, rushed close by, like a boat under canvas, with a view to doing justice to the lump of pork attached to the hook. Seven or eight feet more and the shark's jaws would touch the bait. But that massive tail moved a little, and the straight cours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curve. Alas, the shark has made off! Again the tail slightly moved, and the gigantic body turned and faced the hook. Again he is rushing on — gaping, there, he is about to snap at the bait! Again the cursed tail moved, and the shark wheeled his body off to a distance. Again he is taking a circuit and coming on, he is gaping again; look now, he has put the bait into his jaws, there, he is tilting on his side; yes, he has swallowed the bait — pull, pull, forty or fifty pull together, pull on with all your might! What tremendous strength the fish has, what struggles he makes, how widely he gapes! Pull, pull! He is about to come above the surface, there he is turning in the water, and again turning on his side, pull, pull! Alas, he has extricated himself from the bait! The shark has fled. Indeed, what fussy people you all are! You could not wait to give him some time to swallow the bait! And you were impatient enough to pull so soon as he turned on his side! However, 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The shark was rid of the hook and made a clean run ahead. Whether he taught the pilot fish a good lesson, we have got no information, but the fact was that the shark was clean off. And he was tiger-like, having black stripes over his body like a tiger. However, the "Tiger", with a view to avoiding the dangerous vicinity of the hook, disappeared, with his retinue of pilots and suckers.
But there is no need of giving up hopes altogether, for there, just by the side of the retreating "Tiger" is coming on another, a huge flat-headed creature! Alas, sharks have no language! Otherwise "Tiger" would surely have made an open breast of his secret to the newcomer and thus warned him. He would certainly have said, "Hallo, my friend, beware there is a new creature come over there, whose flesh is very tasteful and savoury, but what hard bones! Well, I have been born and brought up as a shark these many years and have devoured lots of animals — living, dead, and half-dead, and filled my stomach with lots of bones, bricks, and stones, and wooden stuff; but compared with these bones they are as butter, I tell you. Look, what has become of my teeth and jaws". And along with this he would certainly have shown to the new-comer those gaping jaws reaching almost to half his body. And the other too, with characteristic experience of maturer years, would have prescribed for him one or other of such infallible marine remedies as the bile of one fish, the spleen of another, the cooling broth of oysters, and so forth. But since nothing of the kind took place, we must conclude that either the sharks are sadly in want of a language, or that they may have one,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talk under water; therefore until some characters fit for the sharks are discovered, it is impossible to use that language. Or it may be that "Tiger", mixing too much in human company, has imbibed a bit of human disposition too, and therefore, instead of giving out the real truth, asked "Flat-head", with a smile, if he was doing well, and bade him good-bye: "Shall I alone be befooled?"
Then Bengali poem has it, "First goes Bhagiratha blowing his conch, then comes Ganga bringing up the rear" etc. Well, of course, no blowing of the conch is heard, but first are going the pilot fish, and behind them comes "Flat-head", moving his massive body, while round about him dance the suckers. Ah, who can resist such a tempting bait? For a space of five yards on all sides, the surface of the sea is glossy with a film of fat, and it is for "Flat-head" himself to say how far the fragrance thereof has spread. Besides, what a spectacle it is! White, and red, and yellow — all in one place! It was real English pork, tied round a huge black hook, heaving under water most temptingly!
Silence now, every one — don't move about, and see that you don't be too hasty. But take care to keep close to the cable. There, he is moving near the hook, and examining the bait, putting it in his jaws! Let him do so. Hush — now he has turned on his side — look, he is swallowing it whole, silence — give him time to do it. Then, as "Flat-head", turning on his side, had leisurely swallowed the bait, and was about to depart, immediately there was the pull behind! " Flat-head", astonished, jerked his head and wanted to throw the bait off, but it made matters worse! The hook pierced him, and from above, men, young and old, began to pull violently at the cable. Look, the head of the shark is above water — pull, brothers, pull! There, about half the shark's body is above water! Oh, what jaws! It is all jaws and throat, it seems! Pull on! Ah, the whole of it is clear of water. There, the hook has pierced his jaws through and through — pull on! Wait, wait! — Hallo, you Arab Police boatman, will you tie a string round his tail? — He is such a huge monster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haul him up otherwise. Take care, brother, a blow from that tail is enough to fracture a horse's leg! Pull on — Oh, how very heavy! Good God, what have we here! Indeed, what is it that hangs down from under the shark's belly? Are they not the entrails! His own weight has forced them out! All right, cut them off, and let them drop into the sea, that will make the weight lighter. Pull on, brothers! Oh, it is a fountain of blood! No, there is no use trying to save the clothes. Pull, he is almost within reach. Now, set him on the deck; take care, brother, be very careful, if he but charges on anybody, he will bite off a whole arm! And beware of that tail! Now, slacken the rope — thud! Lord! What a big shark! And with what a thud he fell on board the ship! Well, one cannot be too careful — strike his head with that beam — hallo, military man, you are a soldier, you are the man to do it. — "Quite so". The military passenger, with body and clothes splashed with blood, raised the beam and began to land heavy blows on the shark's head. And the women went on shrieking, "Oh dear! How cruel! Don't kill him!" and so forth, but never stopped seeing the spectacle. Let that gruesome scene end here. How the shark's belly was ripped open, how a torrent of blood flowed, how the monster continued to shake and move for a long time even after his entrails and heart had been taken off and his body dismembered, how from his stomach a heap of bones, skin, flesh, and wood, etc. came out — let all these topics go. Suffice it to say, that I had my meal almost spoilt that day — everything smelt of that shark.
This Suez Canal is a triumph of canal engineering. It was dug by a French engineer, Ferdinand de Lesseps. By connecting the Mediterranean with the Red Sea, it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the commerce between Europe and India.
Of all the causes which have worked for the present state of human civilisation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he commerce of India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From time immemorial India has beaten all other countries in point of fertility and commercial industries. Up till a century ago, the whole of the world's demand for cotton cloth, cotton, jute, indigo, lac, rice, diamonds, and pearls, etc. used to be supplied from India. Moreover, no other country could produce such excellent silk and woollen fabrics, like the kincob etc. as India. Again, India has been the land of various spices such as cloves, cardamom, pepper, nutmeg, and mace. Naturally, therefore, from very ancient times, whatever country became civilised at any particular epoch, depended upon India for those commodities. This trade used to follow two main routes — one was through land, via Afghanistan and Persia, and the other was by sea — through the Red Sea. After his conquest of Persia, Alexander the Great despatched a general named Niarchus to explore a sea-route, passing by the mouth of the Indus, across the ocean, and through the Red Sea. Most people are ignoran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pulence of ancient countries like Babylon, Persia, Greece, and Rome depended on Indian commerce. After the downfall of Rome, Baghdad in Mohammedan territory, and Venice and Genoa in Italy, became the chief Western marts of Indian commerce. And when the Turks made themselves mast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closed the trade-route to India for the Italians, then Christopher Columbus (Christobal Colon), a Spaniard or Genoese, tried to explore a new route to India across the Atlantic, which resulted in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Even after reaching America, Columbus could not get rid of the delusion that it was India. It is therefore that the aborigines of America are to this day designated as Indians. In the Vedas we find both names, "Sindhu" and "Indu", for the Indus; the Persians transformed them into "Hindu", and the Greeks into "Indus", whence we derived the words "India" and "Indian". With the rise of Mohammedanism the word "Hindu" became degraded and meant "a dark-skinned fellow",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word "native" now.
The Portuguese, in the meantime, discovered a new route to India, doubling Africa. The fortune of India smiled on Portugal — then came the turn of the French, the Dutch, the Danes, and the English. Indian commerce, Indian revenue and all are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English; it is therefore that they are the foremost of all nations now. But now, Indian products are being grown in countries like America and elsewhere, even better than in India, and she has therefore lost something of her prestige. This the Europeans are unwilling to admit. That India, the India of "natives", is the chief means and resources of their wealth and civilisation, is a fact which they refuse to admit, or even understand. We too, on our part, must not cease to bring it home to them.
Just weigh the matter in your mind. Those uncared-for lower classes of India — the peasants and weavers and the rest, who have been conquered by foreigners and are looked down upon by their own people — it is they who from time immemorial have been working silently, without even getting the remuneration of their labours! But what great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slowly, all over the world, in pursuance of nature's law! Countries, civilisations, and supremacy are undergoing revolutions. Ye labouring classes of India, as a result of your silent, constant labours Babylon, Persia, Alexandria, Greece, Rome, Venice, Genoa, Baghdad, Samarqand, Spain, Portugal, France, Denmark, Holland, and England have successively attained supremacy and eminence! And you? — Well, who cares to think of you! My dear Swami, your ancestors wrote a few philosophical works, penned a dozen or so epics, or built a number of temples — that is all, and you rend the skies with triumphal shouts; while those whose heart's blood has contributed to all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made in the world — well, who cares to praise them? The world-conquering heroes of spirituality, war, and poetry are in the eyes of all, and they have received the homage of mankind. But where nobody looks, no one gives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where everybody hates — that living amid such circumstances and displaying boundless patience, infinite love, and dauntless practicality, our proletariat are doing their duty in their homes day and night, without the slightest murmur — well, is there no heroism in this? Many turn out to be heroes when they have got some great task to perform. Even a coward easily gives up his life, and the most selfish man behaves disinterestedly, when there is a multitude to cheer them on; but blessed indeed is he who manifests the same unselfishness and devotion to duty in the smallest of acts, unnoticed by all — and it is you who are actually doing this ye ever-trampled labouring classes of India! I bow to you.
This Suez Canal is also a thing of remote antiquity.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Pharaohs in Egypt, a number of lagoons were connected with one another by a channel and formed a canal touching both seas. During the rul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Egypt also, attempts were made now and then to keep that channel open. Then the Mohammedan General Amru, after his conquest of Egypt, dug out the sand and changed certain features of it, so that it became almost transformed.
After that nobod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it. The present canal was excavated by Khedive Ismail of Egypt, the Viceroy of the Sultan of Turkey,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of the French, and mostly through French capital. The difficulty with this canal is that owing to its running through a desert, it again and again becomes filled with sand. Only one good-sized merchant-ship can pass through it at a time, and it is said that very big men-of-war or merchantmen can never pass through it. Now, with a view to preventing incoming and outgoing ships from colliding against each other, the whole canal has been divided into a number of sections, and at both ends of each section there are open spaces broad enough for two or three ships to lie at anchor together. The Head Office i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re are stations in every section like railway stations. As soon as a ship enters the canal, messages are continually wired to this Head Office, where reports of how many ships are coming in and how many are going out, with their position at particular moments are telegraphed, and are marked on a big map. To prevent one ship confronting another, no ship is allowed to leave any station without a line-clear.
The Suez Canal is in the hands of the French. Though the majority of shares of the Canal Company are now owned by the English, yet, by a political agreement, the entire management rests with the French.
Now comes the Mediterranean. There is no more memorable region than this, outside India. It marks the end of Asia, Africa, and of ancient civilisation. One type of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modes of living ends here and another type of features and temperament, food and dress, customs and habits begins — we enter Europe. Not only this, but here also is the great centre of that historical admixture of colours, races, civilisations, culture, and customs, which extending over many centuries has led to the birth of modern civilisation. That religion, and culture, and civilisation, and extraordinary prowess which today have encircled the globe were born here in the regions surrounding the Mediterranean. There, on the south, is the very, very ancient Egypt, the birthplace of sculpture — overflowing in wealth and food-stuffs; on the east is Asia Minor, the ancient arena of the Phoenician, Philistine, Jewish, valiant Babylonian, Assyrian, and Persian civilisations; and on the north, the land where the Greeks — wonders of the world — flourished in ancient times.
Well, Swami, you have had enough of countries, and rivers, and mountains, and seas — now listen to a little of ancient history. Most wonderful are these annals of ancient days; not fiction, but truth — the tru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 These ancient countries were almost buried in oblivion for eternity — the little that people knew of them consisted almost exclusively of the curiously fictitious composi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or the miraculous descriptions of the Jewish mythology called the Bible. Now the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tones, buildings, rooms, and tiles, and linguistic analysis are voluble in their narr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se countries. This recounting has but just commenced, but even now it has unearthed most wonderful tales, and who knows what more it will do in future? Great scholars of all countries are puzzling their heads day and night over a bit of rock inscription or a broken utensil, a building or a tile, and discovering the tales of ancient days sunk in oblivion.
When the Mohammedan leader Osman occupie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anner of Islam began to flutter triumphantly over the whole of eastern Europe, then those books and that learning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 Greeks which were kept hidden with their powerless descendants spread over western Europe in the wake of the retreating Greeks. Though subjected for a long time to the Roman rule, the Greeks were the teachers of the Romans in point of learning and culture. So much so that owing to the Greeks embracing Christianity and the Christian Bible being written in the Greek tongue, Christianity got a hold over the whole Roman Empire. But the ancient Greeks, whom we call the Yavanas, and who were the first teachers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attained the zenith of their culture long before the Christians. Ever since they became Christians, all their learning and culture was extinguished. But as some part of the culture of their ancestors i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Hindu homes, so it was with the Christian Greeks; these books found their way all over Europe. This it was that gave the first impetus to civilisation among the English, German, French, and other nations. There was a craze for learning the Greek language and Greek arts. First of all, they swallowed everything that was in those books. Then, as their own intelligence began to brighten up, and sciences began to develop, they commenced researches as to the date, author, subject, and authenticity, etc. of those books. There was no restriction whatever in passing free opinions on all books of the non-Christian Greeks, barring only the scriptures of the Christians, and consequently there cropped up a new science — that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riticism.
Suppose, for instance, that it is written in a book that such and such an incident took place on such and such a date. But must a thing be accepted as authentic, simply because some one has been pleased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it in a book? It was customary with people, specially of those times, to write many things from imagination; moreover, they had very scanty knowledge about nature, and even of this earth we live in. All these raised grave doubts as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ubject-matter of a book. Suppose, for instance, that a Greek historian has written that on such and such a date there was a king in India called Chandragupta. If now, the books of India, too, mention that king under that particular date, the matter is certainly proved to a great extent. If a few coins of Chandragupta's reign be found, or a building of his time which contains references to him, the veracity of the matter is then assured.
Suppose another book records a particular incident as taking place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but there is mention of one or two Roman Emperor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cannot be taken as interpolations — then that book is proved not to belong to Alexander's time.
Or again, language. Every language undergoes some change through the lapse of time, and authors have also their own peculiar style. If in any book there is suddenly introduced a description which has no bearing on the subject, and is in a styl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uthor's, it will readily be suspected as an interpolation. Thus a new science of ascertaining the truth about a book, by means of doubting and testing and proving in various ways, was discovered.
To add to this, modern science began, with rapid strides, to throw new light on things from all sides, with the results that any book that contained a reference to supernatural incidents came to be wholly disbelieved.
To crown all, there were the entrance of the tidal wave of Sanskrit into Europe and the deciphering of ancient lapidary inscriptions found in India,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in Egypt, as well as the discovery of temples etc., hidden for ages under the earth or on hill-sides, and the correct reading of their history.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this new science of research set the Bible or the New Testament books quite apart. Now there are no longer the tortures of the Inquisition, there is only the fear of social obloquy; disregarding that, many scholars have subjected those books also to a stringent analysis. Let us hope that as they mercilessly hack the Hindu and other scriptures to pieces, they will in time show the same moral courage towards the Jewish and Christian scriptures also. Let me give an illustration to explain why I say this. Maspero, a great savant and a highly reputed author on Egyptology, has written a voluminous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 and Babylonians entitled Histoire Ancienne Orientale. A few years ago I rea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by an English archaeologist. This time, on my asking a Librarian of the British Museum about certain books on Egypt and Babylon, Maspero's book was mentioned. And when he learnt that I had with me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he said that it would not do, for the translator was a rather bigoted Christian, and wherever Maspero's researches hit Christianity in any way, he (the translator) had managed to twist and torture those passages! He recommended me to read the book in original French. And on reading I found it was just as he had said — a terrible problem indeed! You know very well what a queer thing religious bigotry is; it makes a mess of truth and untruth. Thenceforth my faith in the translations of those research works has been greatly shaken.
Another new science has developed — ethnology, that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n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colour, hair, physique, shape of the head, language, and so forth.
The Germans, though masters in all sciences, are specially expert in Sanskrit and ancient Assyrian culture; Benfey and other German scholars are illustrations of this. The French are skilled in Egyptology — scholars like Maspero are French. The Dutch are famous for their analysis of Jewish and ancient Christian religions — writers like Kuenen have attained a world-celebrity. The English inaugurate many sciences and then leave off.
Let me now tell you some of the opinions of these scholars. If you do not like their views, you may fight them; but pray, do not lay the blame on me. According to the Hindus, Jews, ancient Babylonians, Egyptians, and other ancient races, all mankind have descended from the same primaeval parents. People do not much believe in this now.
Have you ever seen jet-black, flat-nosed, thick-lipped, curly-haired Kaffirs with receding foreheads? And have you seen the Santals, and Andamanese, and Bhils with about the same features, but of shorter stature, and with hair less curly? The first class are called Negroes; these live in Africa. The second class are called Negritos (little Negroes); in ancient times these used to inhabit certain parts of Arabia, portions of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the southern part of Persia, the whole of India, the Andamans, and other islands, even as far as Australia. In modern times they are to be met with in certain forests and jungles of India, in the Andamans, and in Australia.
Have you seen the Lepchas, Bhutias, and Chinese — white or yellow in colour, and with straight black hair? They have dark eyes — but these are set so as to form an angle — scanty beard and moustache, a flat face, and very prominent malar bones. Have you seen the Nepalese, Burmese, Siamese, Malays, and Japanese? They have the same shape, but have shorter stature.
The two species of this type are called Mongols and Mongoloids (little Mongols). The Mongolians have now occupied the greater part of Asia. It is they who, divided into many branches such as the Mongols, Kalmucks, Huns, Chinese, Tartars, Turks, Manchus, Kirghiz, etc. lead a nomadic life, carrying tents, and tending sheep, goats, cattle, and horses, and whenever an opportunity occurs, sweep like a swarm of locusts and unhinge the world. These Chinese and Tibetans alone are an exception to this. They are also known by the name of Turanians. It is the Turan which you find in the popular phrase, "Iran and Turan."
A race of a dark colour but with straight hair, straight nose and straight dark eyes, used to inhabit ancient Egypt and ancient Babylonia and now live all over India, specially in the southern portion; in Europe also one finds traces of them in rare places. They form one race, and have the technical name of Dravidians.
Another race has white colour, straight eyes, but ears and noses curved and thick towards the tip, receding foreheads, and thick lips — as, for instance, the people of north Arabia, the modern Jews and the ancient Babylonians, Assyrians, Phoenicians, etc.; their languages also have a common stock; these are called the Semitic race.
And those who speak a language allied to Sanskrit, who have straight noses, mouths, and eyes, a white complexion, black or brown hair, dark or blue eyes, are called Aryans.
All the modern races have sprung from an admixture of these races. A country which has a preponderance of one or other of these races, has also its language and physiognomy mostly like those of that particular race.
It is not a generally accepted theory in the West that a warm country produces dark complexion and a cold country white complexion. Many are of opinion that the existing shade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have been the outcome of a fusion of races.
According to scholars, the civilisations of Egypt and ancient Babylonia are the oldest. Houses and remains of buildings are to be met with in these countries dating 6,000 B.C. or even earlier. In India the oldest building that may have been discovered date back to Chandragupta's time at the most; that is, only 300 B.C. Houses of greater antiquity have not yet been discovered. (The ancient remains at Harappa, Mohenjo-daro etc., in the Indus Valley in North-west India, which prove the existence of an advanced city civilisation in India dating back to more than 3000 B.C., were not dug out before 1922. — Ed.) But there are books, etc., of a far earlier date, which one cannot find in any other country. Pandit Bal Gangadhar Tilak has brought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Vedas of the Hindus existed in the present form at least five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The borders of this Mediterranean were the birthplace of that European civilisation which has now conquered the world. On these shores the Semitic races such as the Egyptians, Babylonians, Phoenicians, and Jews, and the Aryan races such as the Persians, Greeks, and Romans, fused together — to form the modern European civilisation.
A big stone slab with inscriptions on it, called the Rosetta Stone, was discovered in Egypt. On this there are inscriptions in hieroglyphics, below which there is another kind of writing, and below them all there are inscriptions resembling Greek characters. A scholar conjectured that those three sets of inscriptions presented the same thing, and he deciphered these ancient Egyptian inscriptions with the help of Coptic characters — the Copts being the Christian race who yet inhabit Egypt and who are known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Similarly the cuneiform characters inscribed on the bricks and tiles of the Babylonians were also gradually deciphered. Meanwhile certain Indian inscriptions in plough-shaped characters were discovered as belonging to the time of Emperor Asoka. No earlier inscriptions than these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India. (The Indus script is now known to be contemporary with Sumerian and Egyptian. — Ed.) The hieroglyphics inscribed on various kinds of temples, columns, and sarcophagi all over Egypt are being gradually deciphered and making Egyptian antiquity more lucid.
The Egyptians entered into Egypt from a southern country called Punt, across the seas. Some say that that Punt is the modern Malabar, and that the Egyptians and Dravidians belong to the same race. Their first king was named Menes, and their ancient religion too resembles in some parts our mythological tales. The god Shibu was enveloped by the goddess Nui; later on another god Shu came and forcibly removed Nui. Nui's body became the sky, and her two hands and two legs became the four pillars of that sky. And Shibu became the earth. Osiris and Isis, the son and daughter of Nui, are the chief god and goddess in Egypt, and their son Horus is the object of universal worship. These three used to be worshipped in a group. Isis, again, is worshipped in the form of the cow.
Like the Nile on earth there is another Nile in the sky, of which the terrestrial Nile is only a part. According to the Egyptians, the Sun travels round the earth in a boat; now and then a serpent called Ahi devours him, then an eclipse takes place. The Moon is periodically attacked by a boar and torn to pieces, from which he takes fifteen days to recover. The deities of Egypt are some of them jackal-faced, some hawk-faced, others cow-faced, and so on.
Simultaneously with this, another civilisation had its rise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Baal, Moloch, Istarte, and Damuzi were the chief of deities here. Istarte fell in love with a shepherd named Damuzi. A boar killed the latter and Istarte went to Hades, below the earth, in search of him. There she was subjected to various tortures by the terrible goddess Alat. At last Istarte declared that she would no more return to earth unless she got Damuzi back. This was a great difficulty; she was the goddess of sex-impulse, and unless she went back, neither men, nor animals, nor vegetables would multiply. Then the gods made a compromise that every year Damuzi was to reside in Hades for four months and live on earth during the remaining eight months. Then Istarte returned, there was the advent of spring and a good harvest followed.
Thus Damuzi again is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Adunoi or Adonis! The religion of all the Semitic races, with slight minor variations, was almost the same. The Babylonians, Jews, Phoenicians, and Arabs of a later date used the same form of worship. Almost every god was called Moloch — the word which persists to this day in the Bengali language as Mâlik (ruler), Mulluk (kingdom) and so forth — or Baal; but of course there were minor differences. According to some, the god called Alat afterwards turned into Allah of the Arab.
The worship of these gods also included certain terrible and abominable rites. Before Moloch or Baal children used to be burnt alive. In the temple of Istarte the natural and unnatural satisfaction of lust was the principal feature.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race is much more recent than that of Babylon. According to scholars the scripture known as the Bible was composed from 500 B.C. to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Christian era. Many portions of the Bible which are generally supposed to be of earlier origin belong to a much later date. The main topics of the Bible concern the Babylonians. The Babylonian cosmology and description of the Deluge have in many parts been incorporated wholesale into the Bible. Over and above this, during the rule of the Persian Emperors in Asia Minor, many Persian doctrines found acceptance among the Jews. Accord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this world is all; there is neither soul nor an after-life.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re is mention of the Parsee doctrines of an after-life and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while the theory of Satan exclusively belongs to the Parsis.
The principal feature of the Jewish religion is the worship of Yave-Moloch. But this name does not belong to the Jewish language; according to some it is an Egyptian word. But nobody knows whence it came. There are descriptions in the Bible that the Israelites lived confined in Egypt for a long time, but all this is seldom accepted now, and the patriarchs such as Abraham, and Isaac, and Joseph are proved to be mere allegories.
The Jews would not utter the name "Yave", in place of which they used to say "Adunoi". When the Jews became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Israel and Ephraim, two principal temples were constructed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temple that was built by the Israelites in Jerusalem, an image of Yave, consisting of a male and female figure united, was preserved in a coffer (ark), and there was a big phallic column at the door. In Ephraim, Yave used to be worshipped in the form of a gold-covered Bull.
In both places it was the practice to consign the eldest son alive to the flames before the god, and a band of women used to live in both the temples, within the very precincts of which they used to lead most immoral lives and their earnings were utilised for temple expenditure.
In course of time there appeared among the Jews a class of men who used to invoke the presence of deities in their person by means of music or dance. They were called Prophets. Many of these, through association with the Persians, set themselves against image-worship, sacrifice of sons, immorality, prostitution, and such other practices. By degrees, circumcision took the place of human sacrifice; and prostitution and image-worship etc. gradually disappeared. In course of time from among these Prophets Christianity had its rise.
There is a great dispute as to whether there ever was born a man with the name of Jesus. Of the four books comprising the New Testament, the Book of St. John has been rejected by some as spurious. As to the remaining three, the verdict is that they have been copied from some ancient book; and that, too, long after the date ascribed to Jesus Christ.
Moreover, about the time that Jesus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born among the Jews themselves, there were born two historians, Josephus and Philo. They have mentioned even petty sects among the Jews, but not made the least reference to Jesus or the Christians, or that the Roman Judge sentenced him to death on the cross. Josephus' book had a single line about it, which has now been proved to be an interpolation. The Romans used to rule over the Jews at that time, and the Greeks taught all sciences and arts. They have all written a good many things about the Jews, but made no mention of either Jesus or the Christians.
Another difficulty is that the sayings, precepts, or doctrines which the New Testament preaches were already in existence among the Jews before the Christian era, having come from different quarters, and were being preached by Rabbis like Hillel and others. These are what scholars say; but they cannot, with safety to their reputation, give oracular verdicts off-hand on their own religion, as they are wont to do with regard to alien religions. So they proceed slowly. This is what is called Higher Criticism.
The Western scholars are thus studying the religions, customs, races, etc., of different and far-off countries. But we have nothing of the kind in Bengali! And how is it possible? If a man after ten years of hard labour translates a book of this kind, well, what will he himself live upon, and where will he get the funds to publish his book?
In the first place, our country is very poor, and in the second place, there is practically no cultivation of learning. Shall such a day dawn for our country when we shall be cultivating various kinds of arts and sciences? — "She whose grace makes the dumb eloquent and the lame to scale mountains" — She, the Divine Mother, only knows!
The ship touched Naples — we reached Italy. The capital of Italy is Rome — Rome, the capital of that ancient, most powerful Roman Empire, whose politics, military science, art of colonisation, and foreign conquest are to this day the model for the whole world!
After leaving Naples the ship called at Marseilles, and thence straight at London.
You have already heard a good deal about Europe — what they eat, how they dress, what are their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so forth — so I need not write on this. But about European civilisation, its origin, its relation to u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we should adopt it — about such things I shall have much to say in future. The body is no respecter of persons, dear brother, so I shall try to speak about them some other time. Or what is the use? Well, who on earth can vie with us (specially the Bengalis) as regards talking and discussing? Show it in action if you can. Let your work proclaim, and let the tongue rest. But let me mention one thing in passing, viz. that Europe began to advance from the date that learning and power began to flow in among the poor lower classes. Lots of suffering poor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cast off like refuse as it were, find a house and shelter in America, and these are the very backbone of America! It matters little whether rich men and scholars listen to you, understand you, and praise or blame you — they are merely the ornaments, the decorations of the country! — It is the millions of poor lower class people who are its life. Numbers do not count, nor does wealth or poverty; a handful of men can throw the world off its hinges, provided they are united in thought, word, and deed — never forget this conviction. The more opposition there is, the better. Does a river acquire velocity unless there is resistence? The newer and better a thing is, the more opposition it will meet with at the outset. It is opposition which foretells success. Where there is no opposition there is no success either. Good-bye!
文本来自Wikisource公共领域。原版由阿德瓦伊塔修道院出版。